大陆经济学家已是一个堕落群体？侯宁：财富苍生之醉观者

然而，把“裸泳者”这样率真自信崇尚“天体”的潮流引领者美称送给钟伟这个年轻的教授，似乎还有些不妥，因为“经济学者不一定要替百姓说话”这样“理性再理性”的文字，说出来也是需要勇气和基础的。

那么，勇气何来？基础何在呢？那便在于“裸泳者”早已成群结队，在于社会学家孙立平断言的“断裂社会”的来临。

事实上，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经济学便成了显学，报考相关院校者如过江之鲫，最终落脚者达成千上万，其中淡定而有志者，博览群书，深思谨研，终成杨小凯一类的大家，此外，还有众多经济学人也是成绩斐然。但经济学毕竟是社会科学，离开了现实土壤便往往成了无根枯树。加之中国学子又多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情怀，于是，许多经济学人和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便一起浮沉了。所谓“吴市场”、“厉股份”、“曹破产”、“刘改制”等等，便是这么诞生的。

可以说，虽然影响力有大有小，但他们的确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模式的设计、深度的拓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这有个前提，即中国政府推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能如老一辈领导人所言，“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便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家。

于是，他们成了领导人的座上客，成了中国的当世显贵，没有一个学科的教授能像他们一样动辄处“庙堂之高”，没有一个学科的研究者能如他们一般“出将入相”，更没有一个学科的学子能和他们一样成为“先富阶层”的座上嘉宾！“市场”是他们“搬来纠偏”的，“股份”是他们“学来推广”的，“破产”也是他们率先勇敢地推进的。他们在指点江山的快感中成了社会红人，担任了经济学家之外的这样那样的“董事”、“独立董事”、“董事长”，并借助“官、学”杂交的“势”迅速拥有了“钱”！

“官、学、钱”的超级组合是可怕的，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需要防范的“资源大垄断”。但不幸的是，在中国，这种垄断发生了。而正是这种垄断优势，让原本还算清醒的经济学家们步入了歧途。

众所周知，自省力甚强的老经济学家吴敬琏便是因为率先认识到了“权贵腐败”形成的可怕，屡次示警才获得民众支持，获得“经济学良心”尊称的，而“外来和尚”郎咸平更是靠着“旁观者清”的优势和近乎泼辣的作风才第一次掀起了“国企改革大讨论”，把改革的性质、路径、前途等公众关心的问题以“格林科尔”、“科隆”、“德隆”、“长虹”、“海尔”等案例的形式昭示天下，从而为自己博得了“郎监管”的美名。

一个“良心”、“一个监管”！可以看出，至今，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老百姓关心的核心问题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他们不再关心“大锅饭”的弊端，不再关心“市场经济是否要搞”，也不再关心“企业是否要破产”，他们的视野盯上了“做人的良心”、“经济学家做人的良心”，盯上了对改革、对企业、对某些人的“监管”问题。前者昭示精英信任危机，后者凸现社会机制紊乱，可见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了即将爆发的关口。

然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并未因此警觉，他们高高在上，依旧坐在精英阶层的豪宅名车上试图指点江山，而在遭受质疑和指责后，便“忍不住”说出众多让人耳熟能详的“名言”——“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堵车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群众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以及“国企改革大辩论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等等。而与此相对应的，便是任志强等人的“为富人盖房论”、“房奴论”等等让“穷人”咬牙切齿的富人理论。

试想，对于一些能轻松“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的“贵族知识分子”而言，“房子为谁盖”有什么要紧的呢？他们能理解百姓眼里“维护他们利益的人”？那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而已，而他们享用的是“金杯银盏”，“茶杯”又能算什么？

这个社会“断裂”了，断裂成了社会学家李强、孙立平教授眼中的无数个阶层，而阶层间流动性的阻隔则难免会造就阶级！“上学难”、“看病难”等现象为这种流动性的阻隔作了生动地描述，为此，我们能理所当然的期盼一个社会的和谐么？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看到了钟伟先生“经济学者不一定要为老百姓说话”的“宏论”！

问题时，经济学者如果不为老百姓说话，那么它到底在为谁说话？为钟教授笔下的“真理”么？但据我所知，钟先生甚至比钟先生还“牛”的中国所谓经济学家也还未发现什么能与、凯恩斯、穆勒、哈耶克、蒙代尔相抗衡的真理呢？君不见，吴敬琏教授都能被同行后辈儿挖苦“没知识”，何况其他人呢？

钟伟又说：“求真决定了经济学者不是喜鹊也不是乌鸦。稍通文墨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悲观和批评的文章总是能轻易地获得掌声。”但据笔者考证，钟先生2005年上半年以及近期对中国股市以及房价下跌所发的“著名言论”，可全都是“一片废墟”般的“乌鸦断言”啊！莫非钟先生也是想“轻易地获得掌声”？　

“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这需要看百姓的诉求是否在理，一个经受了哪怕粗浅经济学训练的研究人员，求真本性都超越了一切。”钟伟说。然而我要问的是，一个甚至更多的经济学者有能力判断“百姓的诉求是否在理”么？而且，如果“一个经受了哪怕粗浅经济训练的研究人员便能够让“求真本性”“超越一切”，那么其他“求真”学科的教育岂不显得多余？到死都倡导“说真话”的巴金老人难道是因为没学经济学而感到“求真”的可贵？

为所谓“求真”继续努力吧，中国大陆所谓的一些“经济学家”们。纵然不是所有人都象安邦资讯的钟伟教授一样再也不屑替为百姓说话，但看了近年来其发表的一系列自绝于基层百姓的言论，我感到国内不少所谓的“经济学家”真的已经“升天”了，“成仙”了——离彻底堕落不远了。

而更令人寒心的是，怪论频频，似乎预示着“升天”已经成为一种群体现象，尽管我知道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如此堕落，且招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