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松涛
在普通人眼中，科技工作者是让人羡慕的——国家重视、社会地位高。
“但实际上，科学界的贫富差距也很大。”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说，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包工头”现象在科学界却越来越普遍。
刘华杰告诉记者，某些著名学者特别是院士，在学术界有一定身份，很容易就拿到重要的科研项目。但他们自己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去做具体研究，就会把项目分解发包出去给别人做。“这些学者往往还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据介绍，在个别名气较大的学者中，甚至出现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今年负责项目审批和经费发放，明年又会参加项目申请。这样一来，科研的资金就永远在几个人中流转，这些人几乎把持了他们所在学术领域的绝大多数科研资金。如果其他人想涉足这一领域，只能给这些著名学者“打工”。
在本次科技工作者权益保障状况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个数据让人吃惊：64.3％的科技工作者用了“严重”一词来形容现在的学术不端行为，仅有12.3％的人认为学术不端行为仅是个别现象。
“并不是科技工作者自己愿意做出不端行为，他们都是被迫的。”刘华杰说，现在的体制下，国内的科技工作者很不容易出创新成果。体制要求科技工作者在科研的每个阶段都要有成果，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科技工作者只能想办法，例如降低标准发表论文等。
“我们不是不应该向西方学习，但现在的问题是学得‘太快了'、太表面化了，根本没学到精髓。”刘华杰说，我国社会的各项指标还没有达到西方的水平，所以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改革才会出现种种怪现象。“改革的动机是好的，但方法不得当、不配套，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效果并不理想。”
“总体来看，我国对科技领域的用人体制改革是不太成功的，但科技体制改革没有回头路，必须进行下去。”刘华杰说，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们应该容忍一时的失败，逐渐摸索好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