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厦大逼走语堂鲁迅看门派之争和红眼之害(与国人共勉)
前言:此文原以另一题目载于天涯关天茶舍入选精品,后因7月5日封回复过百帖被封，野史家甚感惋惜，恰逢今日教师节，特将此80年前发生于厦大的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重新发于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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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林文庆说起来也是来头不小，由于晚年在新加坡成为华奸，所以国内人知之不多。他的岳父黄乃裳是东南亚侨界的领袖，比起陈嘉庚有过之而无不及。林与黄都追随孙中从事革命活动，为孙中山筹到大笔革命经费。
义和团运动后，资本主义列强搬出德皇威廉二世所捏造的所谓“黄祸”论，作为侵略中国的口实，林文庆在《新加坡自由报》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提出“白祸”，并以资本主义列国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灾难，说明“白祸”比“黄祸”更为可怕。他援引英国人托玛斯·杰克逊的“条约只有平等，才能持久”，指出当外来者终止享有特权时，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仇恨也就随之过去，从而也就不会再有排外的暴动。
1912年初，林文庆应孙中山的聘请，到南京担任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同时兼任孙中山的保健医生。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政府北迁，林文庆返回新加坡，继续从事医务和教育等方面的活动。
林文庆的前半生还有很多光彩的事业在此就不多述了。
厦大创办之初，为物色一个好校长，陈嘉庚先生放眼海内外，费尽苦心。林文庆是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博士，他学识渊博，在海外享有盛誉。当时孙中山正要招林文庆回国搞外交，为使林文庆赴厦大任职，陈嘉庚一边连拍几封电报到新加坡力邀林文庆，一边又电请孙中山代为决定，经孙中山复电赞成后，林文庆举家回国，正式出任厦门大学校长。
在林文庆的主持下，厦门大学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在1924年厦门大学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学潮。1924年4月6日，林文庆在校庆三周年时发表“尊孔”演说，厦门大学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学生认为林文庆思想迂腐，于是掀起学潮，要求林文庆下台。第一次学潮的结果是厦门大学的分裂，欧元怀等9名教授带领200多名厦门大学学生离开厦门，到上海创办了大夏大学。
1925年是陈嘉庚事业的鼎盛时期。陈嘉庚与林文庆讨论以后，决定筹建国学院，聘请鲁迅、林语堂、顾颉刚、沈兼士、孙伏园等20多名著名学者。当时正式3.18惨案后不久，北京政治环境恶劣，教授们经常拿不到工资，面对厦门大学当时的超高薪，“半个北大”来到了厦大。沈兼士还提出了庞大的研究计划，林文庆表示同意。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林文庆兼任国学院院长，沈兼士任研究院主任，林语堂出任总秘书，工作由沈兼士具体负责。
“半个北大”的到来轰动了厦大，新教授的风光很快就让原来厦大的教授们心态失去了平衡。首先失衡的是理科负责人刘树杞，厦大靠理科起家，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这让刘难以忍受。他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得让人摘下一个，把鲁迅气得够呛。
刘敢这么做，是得到了校长林文庆的默许，因为校长也失衡了。前面说过，1924年的学潮就是因为他发表“尊孔”演说导致的。因为“尊孔”，所以他热衷于倡导国学，然而鲁讯、林语堂这些“语丝派”、“现代评论派”的学问和思想是决不仅仅限于国学的。
鲁讯刚来不久，就发表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提出青年学生要救国，并不在读中国书，而是要勇于做改革社会的“好事之徒”。这让当时主持演讲的林文庆瞠目结舌，大有引狼入室的后悔。出于礼貌，林文庆在会后小结时以陈嘉庚白手起家为例对“做好事之徒”作进一步的诠释。
但是还没完，接下来鲁迅又在陈嘉庚捐建的其他学校深入诠释他“少读中国书”的说法。按现在的说法，这叫“扛着红旗反红旗”。这主要是鲁迅认理不认人的性格造成的，鲁迅虽然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但是他拿人家的薪水照样狠狠骂人家。其实关于“少读中国书”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和胡适们更激进，他们甚至主张不看中国书，鲁迅的观点已经还算修正了。但是在“尊孔”的林文庆看来，你拿我国学院的超高薪，却反对国学，这算哪门子的道理？于是矛盾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但是真正的矛盾还在于校长的失落感。名人们的到来和他们解放的思想使“尊孔”的林校长在学生们的眼中不再那么高大，人们茶余饭后谈起的总是国学院和新来的名人，于是理科出身的林文庆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妒忌心，妒忌心和“尊孔”养成的不良习性战胜了留英学来的人文精神，于是驱逐国学院名人的阴谋产生了。再加上理科负责人刘树杞主动出头，于是鲁讯们在厦大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然而还有股暗流在涌动，就是现代评论派。因为林语堂对胡适的尊重加上他深厚的人文精神，把语丝派的死敌之一现代评论派也带到厦大来了。因为在北京长期论战的缘故，现代评论派把斗争也带到厦大来了，他们立足还未稳，就密谋赶走鲁迅和林语堂。而林语堂书生气太重，认为鲁迅和胡适的朋友都要不偏不倚，结果虽然林语堂的夫人廖女士煮的“螃蟹炖白菜”什么的让鲁迅很解馋，但鲁迅很已经去意浓浓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鲁迅劝林语堂离开，但是林语堂想为故乡做点事，不愿意半途而废。然而随着国学院的内部斗争和刘树杞的刁难使绊以及林文庆的假公济私的不断升级，鲁迅忍无可忍，终于决定去离开厦大去广州教书。此前，沈兼士、孙伏园已经离开了厦大。
厦大的学生听说鲁迅要走，发动学潮，要求驱逐刘树杞。这时候林文庆的儒家学问发挥了作用，他让刘树杞成为出头鸟，以把刘树杞赶走作为对学潮的回应，同时跑回南洋跟陈嘉庚汇报说这是文理之间的派系之争，绝口不提背后的人事倾扎和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陈嘉庚跟林相交多年，对林很信任，加上本身没有什么文化，就相信了林。林顺利的度过了他当校长以来的最大危机。
得到陈的肯定后，林的底气更足了。他也渐渐明白了国学院内部不是一家人，于是与现代评论派联合起来，甚至倒打一耙，把鲁迅的出走归咎于林语堂这个文科主任工作不到位。林在悲愤之下，终于离开了他想做一番事业的故乡。
林语堂离开后，林文庆的校长工作还是很到位的，他一直干到1937年厦大成为国立后才卸任。但是由于他的派系偏见和红眼病，厦大错过了成为全国顶尖大学的机会。而他尊孔的结果就是从同盟会员沦为替日军维持秩序的新加坡首席“华奸”，这也是厦大提起这个校长遮遮掩掩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是后话。
这段关于派系之争和红眼病的故事在中国的大地上始终没有结束，有中国人的地方，这样的故事就会上演，中国就在这样的纷争中不停的内耗。时至今日，中国虽有经济之奇迹，然而教育与科技界并无太让人信服之处，反而是丑闻不断，何也？派系之争和红眼病之罪也。
行文结束之际，野史家以一首平仄不整，音韵不全之打油诗结束本文，见笑了。
文人相亲
天下文人咸于听
但得相亲勿相亲
侬今阴人人欲狂
他年阴侬知何人（人读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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