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昌起义
关于南昌起义，成如“重林轻刘”文所说的“失败的原由很多”，但是该文又说“刘伯承同志在军事指挥上屡屡失误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这就沦为无稽之谈了。
让我们从起义本身说起吧，马日事变之后，宁、汉合流，以叶挺同志为首的十一名共产党员给中央写了一份起义报告，经中央和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茨同意，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亲自主持南昌起义的准备和领导工作。为了在军事指挥上顺畅，经过各方反复协商，最终成立了“参谋团”，由刘伯承同志任主席，其他四名成员分别为周恩来、叶挺、恽代英和朱德同志。据80年代初公布的“六大”军事报告，南昌起义的军事指挥系列是这样的：参谋团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下属“总指挥”和“前敌总指挥”（贺龙同志任总指挥，辖二十军，五千余人；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辖四军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一个团，五千五百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刘伯承同志成为了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起义中有两场重要的战役，即“番台子战役”（占领南昌，保证了起义的胜利）和“会昌战役”（击溃了国民党右翼主力部队的阻截，打通了南下道路）。刘伯承同志出色地指挥了这两场战役，在整个起义的军事指挥上未有失误。换一句话说，没任何理由把起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参谋团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南昌起义最终失败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主要原因是非军事性的，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一直有争论的问题，我建议“重林轻刘”文的作者读一下聂荣臻同志的《聂荣臻回忆录》、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周逸群同志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给中央的报告（现存武汉市档案馆）和“六大”的军事补充报告。待他有了一定的历史知识之后，或许他有可能参与起义失败原因展开的严肃讨论。
二、建立红军的司令部指挥系统
刘伯承同志从苏联回来后在中央长江局任军委书记。当时他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要把适合于时代发展的“现代司令部系统引入红军”。因此，他在上海主持长江局军事斗争的同时，以“林植木”的笔名翻译了我国第一本《苏军步兵条令》。1932年中央把他派到了苏区，到苏区后他一方面继续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亲自出任红军学校校长，为军队培养参谋人才和基层指挥员；另一方面，协助朱德和周恩来同志指挥第三次反围剿，在军事斗争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创立了一些新的战法。“重林轻刘”文中写到刘伯承同志“对苏联的战法推崇备至，使毛泽东备感压抑”，这种捕风捉影，不符实情的描述，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这段历史是一段有争议的历史。刘伯承同志到苏区以后，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随着红军的发展，红军不能停留在由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指挥军队的阶段，我们需要建立参谋系统，以适应军队将来的发展和指挥。”（在这篇文章中从未对苏联的战法有何推崇，甚至没有提及）但是，这篇文章确实造成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误会，毛泽东同志曾以为刘伯承同志提到的“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指挥方法是指责他的指挥艺术。因此，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的军委扩大会上提出了“诸葛亮摇羽毛扇子”这件事，并说这是中国教条主义的开始。研究历史要读原文，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问题，靠道听途说不行。从“重林轻刘”文章可以看出，作者未曾读过任何一篇刘伯承同志在那个年代写的文章。刘伯承同志的所有文章都非常重视在自己军事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反对教条主义。我曾读过一本由冯玉祥先生题写前言的《抗日名将》，他把刘伯承排在了中共将领的第三位，书中这样写道：“对中共军队了解的人知道，除朱、毛外，就是刘伯承了，他的功绩是建立了红军的司令部系统。另外，他曾带领红军跳出重围，四渡赤水。这种东窜西跳的战法是他早年在川军中作战的翻版。”柴成文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刘伯承同志功绩在于建立了红军司令部的参谋系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军队，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没有当年红军司令部参谋系统的建设，就不会有红军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三、第四次反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又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同志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不在领导岗位，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对其褒贬不一。不管怎么说，敌军在第四次围剿中投入的兵力比前三次大得多，蒋介石调集了五十万兵马，这一严峻的形势致使这次反围剿战争尤为艰难，但最后仍然取得全面胜利（如果第四次反围剿没有胜利，也就不会有第五次围剿）。“重林轻刘”文中写到，刘伯承同志决定“以遭遇战的方式消灭来敌”，这显然是一句违反军事常识的话。“遭遇战”是对战场一种客观状态的描述，而不是一种主观的战法或战术。我作为一个军人，当兵几十年了，从没有听过任何一个军官说过如此违反军事常识的话，无法想象，身经百战的刘伯承元帅会这么说。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致历史情况是这样的，1933年1月24日，中央局制定了《作战新计划》，核心是占领南城河南丰，并要求周、朱、王、刘坚决执行。周、朱、王、刘经研究后，由刘起草，以周的名义致电中央局，提出了不同意见，大致内容是：《作战新计划》有五不利，1、暴露企图；2、易受夹击；3、损失大；4、无法筹款；5、浪费时间（在军委档案里，仍存有此电文）。但遗憾的是，中央局没有听取意见，坚持要求前线执行占领南丰的计划。仗打响后，战势不利，经刘建议，遂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围城打援，将主力撤至东韶、洛口待机，最终以大规模伏击获胜。从周、朱1933年3月20日签署的命令中可以看到，要求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也给予了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和独立五师具体任务，指导了整个战场部队的运动。因此被后人称之为“指导战争最终获胜的关键性电报”。
四次反围剿中刘伯承同志是协助周恩来、朱德负责整个战场指挥和筹划的第三号人物；而林彪当时仅是战役层次的指挥官。任何人都很清楚，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历史，根本不是一个像“重林轻刘”文所说的由一个战役指挥官突然挽救全局的神话故事。
刘伯承元帅的八千里路云和月(2)
四、长征中的几个关键时刻
在整个长征途中刘伯承同志多次表现出其杰出的军事才干，他时常既在总部协助毛泽东、朱德筹划全局，又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创下了许多奇迹，如“攻克娄山关”，“两破遵义城”等等。鉴于篇幅原因，本文就从金沙江谈起。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中央红军决定先头部队由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兵分三路，直奔龙衔渡、洪门渡和绞平渡，抢船过江。林、彭由于直抢明夺，敌军焚船而逃。三路中只有刘伯承部化装成敌军，骗取国民党县长信任，夺取了船只，最终红军是从绞平渡顺利过金沙江的，因此也有了，“巧渡金沙江”的佳话。过彝区与小叶丹结盟，又是一个常被人们传诵的出色执行中央民族政策的典范。红军在渡江前，由毛、朱签署了一份关于“民族政策”的文件， 主要内容是红军在少数民族区要改变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要做好民族头领的工作。刘伯承和聂荣臻同志摔先遣支队进入冕宁后，立刻释放了被国民党抓为人质的所有彝民，树立了“新汉人”的形象。此后，刘伯承同志根据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在当地地下党领导人廖志高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石达开军队的后人陈志喜，了解了当地的情况，随即决定作小叶丹的工作，争取他对红军的支持。刘伯承同志和小叶丹的结盟保证了红军的顺利进军。
因为“重林轻刘”文中大段地谈到大渡河，有必要展开讲一下大渡河的情况。大渡河是红军长征路上面临的又一难关，众所周知，蒋介石希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覆灭在大渡河前。当部队行至在罗岔时，根据所获情报，刘伯承同志分析了形势，安顺场守敌不多，仅有一个营的兵力，非刘文辉的正规军，最有偷渡的可能性。所以刘伯承同志作出了先头部队直奔安顺场的决定。由于通信原因，当时未能与总部直接取得联系，刘伯承同志此决定如千斤重任压在肩上。据当时跟随他的两位参谋回忆，由于过度疲劳，刘伯承同志当夜骑在马背上睡着了，嘴里还不断重复一句梦话：“有船，我就有办法…”意思是只要有船，他一定能带红军过江。刘伯承同志给先遣营营长孙继先的三点任务是，“1、火速全歼安顺场的敌人，点一堆火给我第一个信号；2、迅速找到船只，再点一堆火，给我第二个信号；3、把船带到渡口，做好准备工作，给我第三个信号，我将率主力在拂晓前实施偷渡。”但是，后来由于种种技术原因，未能在拂晓前做好偷渡的准备工作，刘伯承同志在现场临时作出了强渡决定，并组织了十八勇士强渡了大渡河。渡河成功后，红军夺取了七条船，开始陆续渡河。毛泽东同志到了安顺场后非常兴奋地说，“我说过伯承是一条龙他能带我们过江，这不过江了。”（红军当时表彰十八勇士的报纸，现仍存国家图书馆，里面谈到了十八勇士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对整个红军跨越大渡河的意义。）
由于战事紧迫，必须加快渡河速度，经中央研究决定，兵分两路夺取上游的泸定桥，作为红军第二渡河点。一路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此岸，直奔泸定桥；另一路由刘伯承同志率领，沿大渡河彼岸，直奔泸定桥。由于彼岸为敌占区，刘部夜行军时不可能使用火把，并必须避开敌人主力部队，所以刘部未能先林部到达泸定桥。但是刘部是什么时候到达泸定桥的？我想引用林部先头部队指挥员杨成武将军上个世纪50年代在《红旗飘飘》中的一段回忆，“当我率部赶到泸定桥的时候，我已听到刘伯承率领的部队开始攻打泸定县城。”我本人为了解红军长征史，曾到过泸定县城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我想在这里指出三点：1、攻打泸定县城需要时间；2、如果没有部队攻克泸定县城，也就是说，驻守泸定桥头堡的敌军不感到腹背受敌，恐怕红军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夺取桥梁。3、大部队通过泸定桥时所用的桥板，正是刘部攻克泸定县城后所获得的门板。
五、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百团大战
张震同志在一次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活动中讲过，“毛主席有两篇文章对整个抗战具有指导意义，一篇是《论持久战》，另一篇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篇从哲学和理论的高度分析了抗战；但是第二篇对我们军人更有指导意义，它具体讲述了很多抗日战争中我军应用的在抗日战争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其决议对整个抗日战争具有战略指导意义，这篇决议后经改变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并编入毛选。洛川会议决议原为刘伯承同志给毛泽东同志一份报告（报告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属名刘伯承、张浩），在报告里阐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在敌后抗日战场上，我们要从过去的正规战转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也就是开始要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建立根据地，逐渐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而后转向战略进攻。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和装备的差异，刘伯承同志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写到，“我们目前要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时机的运动战，避免与日军展开阵地作战。”
根据洛川会议的思想，刘伯承同志率领一二九师出征，进驻太行，五战五捷，先后发起了“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和“神头岭设伏”等战役。特别是“神头岭设伏”，当时日本的一家报纸把它称为“????的一流的游击战术”，并写这样到“据说这场战役是由被中国人称做神机军师的刘伯承指挥的”。在刘伯承同志的指挥下，一二九师在敌后越战越强，到1940年，由出征时的一个半旅发展到十三个旅。刘伯承同志当时的一篇军事论文中这样写到，目前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也就是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为锁子，把抗日军民分解开，而后任其宰割。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刘伯承同志率一二九师发起了十三次破击正太路的攻势（后来不知为什么被一些人们说成是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在朱德总司令离开前线回延安开会后，彭德怀副总司令决定在一二九师十三次破击正太路的基础上扩大战果，吸收其他抗日部队一起参加，随后才发起了“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确实是一个在历史上一直存有争议的问题，不过，如果多读一点刘伯承同志当时的军事论文，就不难了解他与彭德怀同志的分歧在于，“是否应该避免与日军展开大规模阵地作战”。刘伯承同志一生非常推崇孙子的用兵思想，即“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不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他一贯反对，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去强求，去不计伤亡的硬拼，同时也反对好大喜功的做法。
六、千里跃进大别山
本文无意也不可能就“重林轻刘”文中的所有不妥之处一一进行探讨，但该文把“千里跃进大别山”称为“自身难保的挺进中原”却是一个不得不让人讨论的大是大非问题。我曾经采访过当年的国民党作战厅（相当于我军的作战部）厅长郭汝瑰将军。他是这样说的：“我打过不少仗，研究了一辈子军事，我认为，在军事史上，最辉煌的军事行动就是挺进中原。大的战争有这样一个规律：第一阶段，是对手的全面进攻；第二阶段，是对手不得已而转为重点进攻；第三阶段，是双方的战略相持；第四阶段，是我方的战略反攻。在国民党从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将一支十三万人的大军插入了中原，国民党占领区的心脏。形成了东逼南京，西迫武汉，南扼长江，俯瞰中原的战略态势，迫使国民党从前线抽调了六十六个师，绞杀刘部。这时，战略反攻就开始了。” 郭汝瑰将军认为：“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四年结束，是因为这是一场省略了一个半阶段的大的战争，从对手的重点进攻直接转入了我方的战略反攻。从军事上讲，小部队穿插和奔袭是经常应用的战术，但是大兵团、无后方供给线、深入敌方的战争是史无前例的。孙子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一行动是违反了战争一般规律的，没有胆大包天的勇气，谁也不敢下这一决心；没有心细如发的筹谋，谁也无法完成这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设想的时候，唯有刘伯承同志给予了积极支持，并愿意领受这一任务。毛泽东同志对这一战略行动作了三种估计：“1、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返回来；2、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在大别山周围坚持打游击；3、付出了代价，站住了脚，恢复了大别山根据地。”刘邓大军确实是以无私、无畏的勇气，领受、执行并胜利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在黄泛区炸掉了在上当、平汉战役中缴获的所有重装备，关闭电台四十天，一直插入了敌人的心脏。
为了了解历史，我曾去过大别山，采访过许多老同志，这一时期的艰难程度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当刘伯承同志从大别山出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对他这样说过：“你完成的比我第三种估计还好！这一行动确实推动了全局的战略转折。”从毛泽东同志这一结论，应该可以看到，“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史无前列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意义。
每一个元帅都在历史上写下过精彩的篇章。如果“重林轻刘”文的作者有心研究历史的话，希望今后能在多读一点书的基础上为林彪元帅写一本符合历史的好传记。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不要随便乱说。随便乱说，这不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也会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衷心希望年轻人多读书，写好东西。
刘伯承元帅的最后遗嘱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刘伯承虽然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实际已经赋闲了。
赋闲未敢忘忧国。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潮冲天而起。他把陈毅叫到家里来问情况。刚听到陈毅下车的声音，刘伯承就摸索着迎到书房门口：“是陈老总来了吧？快讲讲，城里怎么样了？听说国防部大楼也被冲了，这还了得！还有贺胡子，你这几天见到他没有？小平同志的情况怎么样？”
陈毅不想谈这些烦心事，岔开话题问：“怎么样，老同乡，最近身体可好？”
刘伯承摇着头，叹息着说：“不行喽，啥子也看不清了。看样子，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好。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嘛！”陈毅心里窝火，语气也冲，说完往沙发上一坐，重叹一口气。
刘伯承与陈毅心灵相通，他明白挚友的感受，接过话：“就是我们又瞎又聋了也不成，我们还有一颗热心呀！你还是说说小平同志的情况吧。”
陈毅说：“小平的日子不好过，林彪、江青给他安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帽子，看样子，凶多吉少。”
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
1973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思维能力。两年后，他又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尽管多年来，刘伯承基本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但邓小平1975年再次面临被打倒时，从北京传出一个政治消息，无翼而飞，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各个角落：刘伯承说，“我死了之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围绕解放邓小平，中国政坛再次传遍了刘伯承的遗嘱。这次是日本学者首先披露，然后流传一时。日本学者竹内实等人撰文说：刘伯承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华国锋说：“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刘伯承的预言没有落空，人民选择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作为自己的领袖。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终于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旅程。7天后，中央在京西万寿路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前厅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那天，邓小平率全家子孙最先来到灵堂。
邓小平向刘伯承三鞠躬，然后长久地伫立在遗体前，凝视着，深思着，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是跨越了时空的宣泄，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酝酿。它是圣洁的祭礼，献给师长和战友。几乎所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有的军队高级将领，还有仰慕一代元帅的各界人士都来为刘伯承送行。
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追思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追悼大会由他同行近半个世纪共同打下新中国的老搭档邓小平主持。
一代儒帅刘伯承
王凤岭 孙连仁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一颗永远闪耀着光芒的帅星。他，就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世界著名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世人敬仰的一代儒帅刘伯承同志。
出身贫寒历经苦难奠定了革命生涯的基础
1892年12月4日，刘伯承诞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乡张家坝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原名刘明昭，字伯承。
刘帅的少年时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贫困的家庭生活，黑暗的社会统治，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使少年刘伯承的心中渐渐萌发了反对压迫、追求真理、消灭剥削的思想。1908年初秋之夜，刘伯承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想到穷苦的父亲在遭人白眼下熬过了屈辱的一生，想到父亲去世后更加困难的家境，想到母亲举债供他读书，同时，他还想起少年时代那一次与父亲一同参加科试，也是因为出身鼓乐演奏，受辱被逐出考场的悲剧。刘伯承更加体会到封建阶级等级制度的压迫，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剥削阶级在经济上对劳苦大众的残酷剥削。当刘伯承回想起学堂里傅让三先生向他讲的革命道理，报纸杂志上那些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不免神情为之振奋，思想豁然开朗。
第二天，他被几位要好的同学拉到黄陵城怀古，凭吊前人的丰功伟绩，抒发各自的理想和抱负。刘伯承慷慨激昂地说：“看来，我只有走弃文从武这条路了！我一定要拿起刀枪来改变这个极不公平的世道！”从此，“大丈夫当仗剑救国救民于水火”成了刘伯承博大的抱负。
苦心求索救国救民从旧军人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刘伯承兴奋极了，他日想夜盼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经过说服母亲，刘伯承参加学生军，开始追随孙中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
历经10年的川军生涯，刘伯承由一个排长升到高级指挥官。1923年秋，刘伯承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左腿负伤。在成都疗伤期间，他苦闷烦恼、闭门谢客。此时的刘伯承已目睹了军阀混战日甚一日，人民大众的痛苦日益深重。面对冷酷的现实，刘伯承反复思索着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怎样才能救国救民？中国向何处去？旧军队屡屡派大员促请刘伯承重返军旅，都被坚决谢绝，他坦陈道：“伯承从军是为救国救民，决意??伯承探索新路的时候，他遇见了分别3年的吴玉章，通过吴玉章又结识了杨闇公。刘伯承与这两位共产党员论说形势，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眼界大开，思想产生了飞跃。他们认为，救国救民必须“要向民间去才有办法，以民众为援，尤其是无产阶级，不然就谈不上革命”。
刘伯承经过两年多时间考察和革命实践运动，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最终形成了崭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坚定了加入共产党的信念。他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6年5月，刘伯承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1日凌晨两点，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革命的第一枪。从此，刘伯承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立场坚定、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百折不挠，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刘伯承常说：“自己从旧军人成长为革命军人，完全是由于党的引导、培养的结果，否则是不可能的。”
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堪称读书学习的模范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伯承总是临危受命，指挥打胜了许多大仗。在指挥作战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前线调查研究，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总能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被誉为“战神”。刘伯承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来源于对政治、军事、经济及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来源于对革命战争实际情况的准确理解，来源于对战争军事实践和经验的总结，而这些都离不开他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学习。早年，刘伯承在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的教室里，曾看到这样一幅标语：“离开实践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瞎实践。”这一警句的深刻内涵，对刘伯承军事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
牢固的政治理论知识对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形成起着指导作用。刘伯承深知，军事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所以他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战斗多么紧张，他都坚持刻苦钻研马恩列斯的原著，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对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来观察问题、指导战争，辩证地解决战争中的诸多难题，打下了牢固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功底。刘伯承“着眼全局”的军事指挥艺术就是最好的体现。
优秀的传统文化知识为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源泉。刘伯承一贯坚持军事斗争的实践离不开军事理论的指导作用，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和机会学习各种军事理论。他对《六韬》、《尉缭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等古代兵书十分熟悉，对《孙子兵法》特别珍爱，许多章节都能背下来，理解得也很深刻。他在革命战争中努力掌握毛泽东军事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他也注意研究苏沃洛夫、拿破仑、毛奇、鲁登道夫等外国著名军事家的思想，研究罗马战争史、拿破仑战争史、日俄战争史等外国的战争经验，研读苏联红军的各种作战条令，司令部建设，正规战、游击战战术，研读《致胜科学》、《战争论》等外国军事名著以及《战争与和平》等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刻苦学习与战争实践，形成了刘伯承特有的指挥艺术和风格。
运筹帷幄英勇善战为人民解放驰骋疆场
刘伯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成功地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1930年8月，刘伯承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先后担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总参谋长。期间，他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长征期间，刘伯承无论是任先遣，还是作殿后，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指挥部队智取遵义城、巧夺金沙江、涉险过彝区、强渡大渡河，每次指挥战斗，他都注意实地侦察地形、访问群众、了解敌情、熟悉我情、选择时机、明确作战任务，从而屡挫强敌，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被同志们赞誉为党内的“孙武”。
在抗日战争的军事实践和经验总结中，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日趋成熟。随着战争实践的锻炼与考验，刘伯承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其所掌握的军事理论也进行了检验。这一时期，刘伯承指挥部队打了很多胜仗，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神头岭打援等都是辉煌的战例。并及时而全面地总结许多战役战斗的经验，写出了《击退正太路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术考察》、《论游击战与运动战》、《对目前战术的考察》、《交通斗争是相持阶段夺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及《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等重要、系统的军事著作，还编译了几十万字的外军军事著作。刘伯承潜心研究中外兵法，创造性地运用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并与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使其指挥艺术不断得到发展与升华。
在解放战争的军事实践和经验总结中，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全面完善。从解放战争初期的上党战役、平汉战役到全面内战爆发后的陇海战役、定陶战役、巨野战役、鄄城战役、滑县战役、巨金鱼战役、豫皖边战役、豫北战役、羊山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这些著名的战役印记着刘伯承超人的智慧和英勇善战的胆识，记载着他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和重大贡献，永为世人所称誉。
战功卓著品德高尚朱老总撰文盛赞刘伯承
早在1942年12月，正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空前残酷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50诞辰举行庆祝活动，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志。在这种情况下举办祝寿庆典，这在共产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听说为自己庆贺50寿辰，刘伯承一再拒绝。后来由邓小平出面劝说，明确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也是工作需要，刘伯承只好同意了。1942年12月16日，清漳河畔锣鼓喧天、彩旗招展，总部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领导人都亲自参加庆祝大会。延安《解放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为转战千里、威震幽燕的刘伯承将军祝贺50寿辰的新闻，《新华日报》（华北版）公布了刘伯承将军的略历及其亲笔题词：“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祝刘师长五十寿辰”的文章中写道：
“伯承同志对民族、对革命、对党和无产阶级具有无限忠诚。入党以前，他基于爱国热忱参加了讨袁及护国、护法战争；入党后，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华民族解放道路，乃以其半生血汗，尽瘁于解放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他今天虽已弹痕遍体，须发斑白，全仍不知疲倦，刻苦奋发，任重致远。
伯承同志是深入群众、深知群众的人。他律己严，待人宽，谦恭和蔼，身为群众表率。因此，他自然而然得到群众的爱戴，成为群众的领袖。
在政治上，伯承同志勇于负责，能在复杂环境中独立决定方向。在长期军事工作中，在六年来华北抗战中，他均能胜不骄、败不馁，稳定地掌握复杂的情况，百折不挠地完成革命任务。
在军事上，伯承同志不但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
在纪律精神方面，伯承同志有高度的自觉与负责精神，是坚定刚毅、尊重组织、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的模范，并在反对张国焘路线斗争中表现出了这种百折不挠与一切机会主义作不调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
伯承同志个人还有许多特点，值得发扬和学习。他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凡与他一起的同志，无不深刻感觉到他永远愉快达观、坦白热诚，没有什么困难能压倒他的情绪。他刻苦学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苏联高级军事学校时，他埋头于俄文和军事政治的学习，近年来虽军书旁骛，仍勤奋学习，钻研军事理论和马列主义，著述编译很多，并以其诲人不倦的精神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他埋头苦干、克己奉公、朴素艰苦、自奉很薄，是许多同志所熟知的。
五十年岁月，在我们中国人来说已是半百，三十年出生入死奔驰战场的老军人更属不可多得。我非常愉快地庆祝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祝你老当益壮，并勉励我党同志和我军将士，学习和发扬你一贯为革命奋斗的光荣历史和革命品格。”
在祝寿会上，刘伯承将军走上讲台，向大家致谢之后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不求名利推功揽过打下成都不进城
在战场上，刘伯承是足智多谋、用兵如神、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威震敌胆、功高如山的常胜将军；在工作中，他又是一位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良师，在生活中他还是一位和蔼可亲、严格宽厚、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的长者。但刘伯承始终清醒、谦逊地把自己当做平凡的人、普通一兵，礼贤下士、谦恭诚笃，自觉服从大局，任何时候都能摆正个人与党和革命事业的关系。他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用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看待历史、看待人民、看待英雄、看待自己。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有的人生态度，也体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应具备的高尚品德。刘伯承有两句名言：一是“要向牛学习”，牛有两只角，对敌人敢斗，然而对人民却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二是“竹竿虚心为我师”，竹子的“心”总是虚的，我们就应该学习竹子这种精神。1949年初夏，中央军委发出向华南、西南进军的指示。盘踞在四川的国民党部队在刘伯承率领的二野部队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穷追猛打的军事行动面前溃不成军。到12月27日，西南作战歼敌共96万人，战役遂告胜利结束。在胜利面前，刘伯承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一贯的谦虚礼让的品德，不抢功、不争利，带领二野部队守在城外3天，直到兄弟部队到达成都。刘伯承请兄弟部队先进城，二野部队随后才进城，表现出高尚的品德。
解放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刘伯承”这样一个条目，开头是这??”。当有关部门拿着初稿去征询其意见时，他拿起笔，毫不犹豫地把“革命军事家”改成“革命军人”。他说“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淡泊名利忍辱负重方显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全国解放后不久，刘伯承深刻认识到新的历史时期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转轨的重要性。他不辞劳苦、白手起家，创建军事院校。1950年11月30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首任院长，奠基了培养现代军事人才的摇篮。
在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言传身教、身先士卒、从军人举止到教育训练，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谨治学、孜孜不倦，亲自动手并组织翻译教材，亲自编写教学大纲，亲自主持军事科学理论专题研究，亲自培训教员和讲授重点课目。对建院和教育训练的进展情况和主要工作，除赴京当面向军委请示汇报外，坚持以其院长兼政委的名义，每两个月向军委和毛主席呈报一次书面综合报告，长年累月、从不间断。这些报告大都是他亲自调查研究，召集部门领导反复讨论，然后亲自动手写成的。即使有的同志看他太忙，帮他起草后，他也只当资料和参考，坚持亲自写，一丝不苟。刘伯承“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的工作作风，对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仍大有裨益。
正当刘伯承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一意打造“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一场灾难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被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而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1957年春天开始，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1957年2月下旬，国防部派工作组进入军事学院，大张声势地进行调查，3月初向军委呈递专题报告。这个报告对军事学院工作的评价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武断地写道“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国防部就此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
面对这天大的冤屈，刘伯承忍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没有发牢骚讲怨言，而从全党、全军的大局出发，对这个报告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虽因脑部旧伤复发一直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学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并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
1958年7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批判教条主义，刘伯承因病请假，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但工作组却派人专程到南京让刘伯承到会。此时，刘伯承才知道反教条主义是指向他本人的。因思想毫无准备，刘帅一夜未眠，左眼球开始发红，在火车上他仍难以入睡，急火攻心使他的眼压高达73度。因毛主席曾关照：“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个态就行了。”因此火车一到北京站，汪荣华同志就向前来接站的办公厅领导说：“是否让伯承同志回驻地休息一下。”但却得到了生硬回答：“不行，大会还等着呢。”就这样，刘伯承被扶到了会场。
1958年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刘伯承由人搀扶着刚刚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立即掌声四起，持续了约半分多钟才逐渐平息下来，这掌声包含着对刘伯承的欢迎和爱戴，也伴随着与会者的理解和同情。
年近古稀而又疾病缠身的刘伯承被搀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严于律己、严于责己但又实事求是的刘帅，讲自己时，违心自责、委曲忍让，讲工作和别人时，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检讨作罢，台下再次爆发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刘伯承被直接送到了北京医院。在医院期间，刘伯承按工作组的要求继续写检查。豪爽耿直的陈毅赶到医院探视，见此景道：“你写啥子检查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1958年冬天，刘伯承写信给毛主席，因身体不支，要求辞去军事学院院长职务，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请求。
历史是最公正的。1986年，在人民大会堂由5000人参加的刘伯承追悼大会上，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告：“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刘伯承的冤屈终于得以洗刷，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再一次昭告天下。
言传身教严格家风永葆艰苦奋斗的劳动人民本色
出身贫寒的刘伯承生活十分俭朴。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坚持做到不吸烟、不喝酒、不占公家便宜、不搞特殊化。他惟一的嗜好，就是爱看书。刘伯承有一个习惯，他早晨很早起来大声朗读俄文。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双目失明，也就是72岁那年。汪荣华同志曾经说过他：“你现在读它还有什么用？”“那不能这么说，活到老学到老嘛！”刘伯承回答说。
刘帅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他认为未来的革命事业靠年轻人来完成，建设国家首先从教育好自己孩子入手，而教育孩子率先垂范是最重要的，同时他还不厌其烦地开导他们。
刘帅所有孩子几乎都是在集体生活中长大的，回到家里也不能沾父母的光，不能让工作人员为自己办事，更不能享受父母的生活待遇。孩子结婚成家以后，都是在自己的单位安家。他对孩子们说：“我今天这种优厚的生活待遇，是因为我对革命做出一点贡献，党和人民照顾我。你们没有做贡献，所以你们不能享受。我是共产党员，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不能给你们留下任何遗产。我只能培养你们，使你们学会建设祖国的本领，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他还说：“像毛主席那样聪明的人，把读书叫做攻书，像打仗那样对待读书。那么，我们这样中等天分的人，更应该刻苦读书。”他把一句古训写成字条，让每个孩子都记住，即：“人一能之，己十之，人百能之，己千之”，并在后面批上注释：“人家一次能做好的，我就十次去做好，人家百次能做好的，我就千次去做好。”
当孩子们要考大学时，刘伯承帮助孩子选定去向，他并不希望孩子们走仕途之路，他说：“我知道我的孩子没有那样的大德大才。”他希望他的孩子们能为国防建设做一些贡献。他多次提到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一段经历，校方组织他们参观革命博物馆，展品里居然还有这样一张画，一个俄国士兵一只脚踏在一个中国人背上，两只手抓住这个中国人的一条辫子，中国人跪在地上。看到此景，他当即退场，这件事对刘伯承的刺激很大。后来，他对孩子们说，如果我们有强大的国防，如果我们有高水平科学技术和高水平的武器装备，我们哪会受这种侮辱。这就是刘伯承的子女都在军队从事军事技术和医疗卫生工作的原因。刘伯承经常给孩子们敲着警钟，1961年10月9日，他在给上哈军工的孩子的信中写道：“党和毛泽东同志关怀我们，思想上教育，物质上优遇，实在太厚了。我经常说：生活优裕者，思想常落后，并教育你们在虚假的资产阶级中勿养成真正的资产阶级意识。这是痛切的话，望随时记着。前年正月整风后你有若干进步，今后仍应不断向前进步！”
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一直是刘伯承忧虑的大问题，在最后一次住院前他还在跟孩子们说：不要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后来刘伯承的几个子女都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全都在军队服役，都从事技术工作，踏踏实实工作，得到群众的好评，其中二女儿刘弥群于1985年3月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7年3月被评为全军妇女先进个人。同年8月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代表会。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生
1964年8月，刘帅的青光眼复发，视力大为减退，到了20世纪70年代双目失明。尽管这样，他仍对我军建设提出了大量建议，关心军事教育的热情丝毫未减。1966年1月8日，刘伯承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对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对象、战略方针、战役、战术、工事构筑、战时动员、军队编组、军事训练等，都提出了系统的见解和意见，这些千锤百炼的经验，深谋远虑的兵法战策，像乳汁一样哺育着千千万万个新型指挥员茁壮成长。1971年1月11日，刘伯承又把自己用津贴买来的、珍藏多年的2000余册军事理论学术著作教材和书籍，赠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让这些宝贵书籍继续为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服务。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久病不治，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中共中央在刘帅的悼词中写道：“刘伯承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刘伯承同志光明磊落，作风正派，胸怀坦荡，顾全大局，躬自后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朱德同志称他是“军事的奇才”，有人称他是“困境中的伟人”、“战争之神”，永垂青史的大军事家，也有人称他是治军、治学、治家的楷模。刘伯承用其毕生向世人昭示，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