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是很重要的古代中国精神概念，这种崇拜在秦以前经过了演变，殷商最崇拜的天神叫做“帝”，或称“上帝”，天地间最高的主宰，其权能无所不及：控制气象、授以福佑、降以吉祥、降以灾祸。
那个时候，人间的王与上帝是不能直接沟通的，须请求死去的祖先之灵，才能转达。上帝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地主宰一切，与人间的距离是无法跨越的。卜辞中没有天，天是西周才出现的，帝和天具有相同的意义，它们结合或者混合。学者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推测，这是周人一方面接受了殷的权力和文化，一方面又要改造意识形态表明自己的存在。天是周的至上神，为了证明权力交接的合法性，他们跟天靠得更近了一些，他们灌输这样的观念，周是天的选择，他们总是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诸如此类反复申明是天挑选了他们，在他们的恢宏的颂歌、恐吓和诱惑的昭示民众的布告、华丽的青铜器中。他们几乎见人就说，总是担心别人不知道这些。但是，好日子终于还是会过去，穆王之后周室开始衰弱，民变事件不断发生，对天命神性的信仰进一步动摇，就有尤人而怨天的呼号，民间与王室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这些都在风雅颂的《诗经》里，很多，建议读《节南山》。
到了孔子的时代，天被道德化了，尽管它还在头顶上面，却与我们的本性趋同，天是这样与人可以交叉了，当然，这个天也不是我们今天解释的自然，只是天的神格进一步失落。几乎与此同时，墨子认为“儒以天为不明”，他直截了当地说“明哲为天”，我们努力就能抵达，天也基本不是自然概念的天。
“孔孟是以道德解消了天神的权威，墨子以认识论解消了天神的权威，老子是以形上学解消了天神的权威，解消的程度，一步比一步更彻底。”韦政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这样说。
不过事情还没有完，荀子实现了天人之分，随着人的自觉和自主意识的提高，天人被毫不犹豫地分裂了，“天行有常，不为尧有，不为桀亡”，“惟圣人为不求知天”，他站在高山上呼喊，“从天而颂之，熟与制天命而用之”。天是一个对象化的存在，它的意思基本接近现在的自然这个概念了，它是我们的对手，人可以抓住它并且为人所用。
毛在50年代便提出“向自然界斗争”，“向地球开仗”，其乐无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他站在悬崖边上似乎无所顾忌地喊叫：人定胜天。我还记得，当年，参加唐山大地震抢险回家探亲的军人，大都在左胸戴着这样一个由毛的书法制作的徽章，这时的天已经是被踩在人脚底的东西了。
荀子在思想史上是被冷落的，尽管我认为他的哲学实质性地作用于中国历史，在现代留意他的是不受正统思想约束的学者，韦政通先生认为至近还没有人对一些相关问题做过详细探讨。我是赞成刘毓庆先生《古朴的文学》的观点的，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统治思想，实际上是以荀子思想为主体的。荀子是桥梁，他一般被归入儒家，他开启了韩非和李斯这些法家代表人物，以及秦大一统的思想基础。他游历的地方远远超过孔、孟，他在稷下待过，那正是学者云集的鼎盛时期，晚年定居楚国，他还很长寿，这些从空间和时间上决定了他看到了很多，想到了很多，他是先秦诸子的归结性人物，他总结和批评了他以前的各家思想，建议读他的《非十二子》，我是认为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人来说《荀子》确实是值得下工夫的。从他那里可以看到，把儒法截然对立肯定是一个问题。
当然更大的问题是儒法在毛的时代更为两个方面都极端化的政治结构，随着林彪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实质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江青们进一步逼近权力核心，虎视眈眈，上窜下跳。一个极端的法家和极端的儒家思想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外面是泛道德和极端道德主义规范，里面是冷酷的权力意识；前面是乌托邦理想，后面是严重的物质匮乏；上面是舌粲莲花而杀人不见血的权力角逐，下面是互相攻击、诬陷、监视、检举而又整齐划一的人民生活。这个如此矛盾的结构的自身分裂倾向，注定要把它撕开。这也是以荀子为基础的，荀子意味着两种可能，靠近儒或者走向法，毛在两个方面都高驰而往。--一切应该在一个适当的时候结束了。
把这些都放进横坑，它就成了一个虚拟的博物馆。
写到这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有兴趣的人，倒可以尝试通过网络建立这样一个博物馆。
我还是回到秦朝的横坑吧。
这两个时代的深刻的内在关联留给能够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去思考和讨论，为了思考和讨论的方便，我把秦时的思想背景再提供一些材料，先说荀子吧，他被后来的历史忽略得比较多，他是一个比较实证，并且比较直面现实的思想家，我前面说韩非的篇幅比较多，韩非与李斯都是他的门下弟子。
我独自去临潼，那是我暑假回家顺路的计划，我是第二次这样到西安，第一次是为了看大雁塔。我的时间安排很紧张，在临潼下车，去看兵马俑，然后再赶到西安，改乘下午的火车回家，我买的是到四川的半价学生通票。火车到临潼的时间，我查不到当时的时刻表了，总之是上午比较早的时候，所以说是这样是比较经济的安排。当时临潼火车站到临潼县城还没有开通公交车，我是坐在小货车的车斗里到临潼的，大家都这样，它是正式营运的客运车辆，下车后，和一个中年人一起走，我背着一个大包，他手里拎着东西，路上问了几个问题，大都是怎么去秦陵，又怎么去西安，当然还问了别的，比如确认他就是本地人。现在我从临潼怎么到西安的过程都非常模糊了，我却记得那个中年人，很斯文也很热情，我觉得他象一个中小学教师，我给他的印象肯定就是学生，我更容易辨认，我的穿着，我的外貌，我的青春。
我们一起从火车站到临潼的车上下来，我说我是想去兵马俑，他用赞赏和鼓励而沉着的语调说去看看吧。我问他应该怎么走，他陪着我走，把我带到了能够看见临潼去秦陵和兵马俑车站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是否完全就是顺路。
我没有去横坑，一是我没有时间，二是它也不在现在的旅游线路上，同时之前我也不知道它就在临潼境内，因为司马千《史记》中只说坑杀儒生是在咸阳，我不知道那是个怎样的咸阳地理概念，我也没有想到那个具体的地方还被记忆着。知道横坑是在临潼博物馆买的一本旅游小册子上，那是去过兵马俑回临潼县城后，已经下午了，得从这里转车到西安，这本小册子我一直收藏着，现在却找不到了，凭记忆吧，尽管它不太可靠了，记得上面说，当时坑杀儒生还挺有传奇色彩，先是利用那里的温泉种出了反季节的西瓜，让儒生去看稀奇，于是在那里结果了他们。这或许是传说故事吧。
还要再说秦时代（建立秦朝和实质性地建立秦朝的过程），它通过“法”把国家、人民、社会组装成一部机器，它的目的是要使它高速、精确地运转，以最高统治者君权为中心为出发点为终极目标。这个社会的一切资源：土地、人口、财富、物资都配置在上面，作为机器的一部分而存在。在长期的混乱和战争中，战斗本身成为实现目标的唯一手段，战争目标就是权力目标。耕作被高度认识是因为它是战争必须的基础。
夺取权力和保持权力统治的稳定是最后目标，战争需要纪律不仅是军队也包括人民，以高度的一致性把战争推向胜利，每次胜利又将遇到更大挑战。战争取得了统一帝国同时获得了最高的权力，更大的权力可以办更大的事情，这是常识，无限的权力又注定作出无限的傻事，这也是常识。这似乎看来混迹于常识了，我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解决不了一个常识问题呢？
春秋战国的高度竞争，无论思想和政治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无边的社会苦难和高昂的进取精神，相互辉映，终于在秦开花结果，过于刚性的新的政权由于缺乏弹性而很快就被重压挤跨，它几乎来不及呻吟就毁于一旦，从某种意义上说，能把个性贯彻始终也许好一些。它的政策强硬、手段残忍、用心冷酷，它可以指着一条鹿说那就是一匹马。它不能容忍不同的舆论，任何它认为会扰乱它必须坚持的那种秩序，它动用一切可以产生恐惧的力量，它毫不动摇地打击那些敢于说鹿不是马的人。
都江堰、灵渠这样伟大的工程（它们还是秦耕战的思想决定的，一个动机是耕，一个是战），长城，还有令你茫然的广大的秦陵，它超限度地榨取人民，并且残酷地惩罚、恫吓他们，甚至长平一战处理战俘的结果，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都是有一些相似的共同原因的。
那就焚烧那些记录着不同思想的书籍，那就坑杀和流放那些对权力有异议的人，这个一统江山、高傲的狭窄的自我，不容任何异己的言行和思想，不容丝毫的怀疑，它不仅要统一行动和言论，统一人们对每件事情的看法和评价，统一人们的感情和心灵。
即使是在韩非人性恶这话题内，我也不难解释，那个王朝以下就坍塌下来的原因，为什么，看看它对抗的什么？它是用极少数的膨胀的欲望去对抗绝大多数人的欲望。
其他人的欲望又是怎样的情景呢？
刘邦和项羽都见过当年秦始皇的排场与风采，他们对此均垂涎欲滴。
彼可取而代也。项羽说。
大丈夫当如此。刘邦说。
这哥俩虽然家庭出身、脾气性情、行为处世均大相径庭，一个贵族和一个有些流氓习气的小官吏，这一点却是高度一致。
这是可以理解的人类欲望，说难听点，这又是被我们的文化传统放大了的欲望。
如果它被对抗，强大的秦承受不了，别的什么也承受不了。它也蛰伏在横坑里，阴魂不散。
我甚至怀疑这已是很失败的散文，枯燥乏味，不仅没有写出的东西太多，断续地在10多年间行文，节奏和文字似乎都很不和谐。
这或许就不是散文，那就当别的文字来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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