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承与智慧的结晶，凝聚着特有的民族情结与审美意趣。
学位服是社会高知识阶层在学位授予的严肃场合穿着使用的。学位服作为一种精品文化形态不仅具有高知识与高科技蕴含，而且对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产生导向作用。中国现行的学位服源自西方宗教的僧侣服，是殖民主义者伴随着军事入侵、经济掠夺与科学技术的传播，作为一种物态文化强行殖入的。今天我们倡导民族精神的复归，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化渊源的服饰大国，我们对中国现行学位服提出质疑，并期望研究设计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学位服。
一、西方学位服的产生
追溯学位服的来历，源于欧洲的高等教育，而西方高等教育又是宗教的产物。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会是宗教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与传播者。十二世纪初叶，由于基督教（罗马公教）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神职人员协助主教传播教义，管理教务。于是教区学校和修道院如雨后春笋，遍及西欧。教会对这些神职人员（教士和僧侣）进行神学、法律以及“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学、几何、音乐、天文）教育。这些学校的教师（神甫）被称为博士（意大利称Doctor）和硕士（巴黎称Master）① 随着教区学校的发展，教师、学生的人数剧增，于是“同业公会”（主要由教师组成）和“同乡会”（主要由学生发起组织）应运而生。这些行会（来源于拉丁语的Universitals — 共同体）则是以后大学（University）的雏形。行会中从事相同专业的教师为了互相交流、增进学艺，又组建了不同的专业行会（源于拉丁语Faculty专业才能），这些专业行会则是大学系、部和学院的滥觞。
伴随着社会经济与宗教文化的纵深发展，一批欧洲早期的大学——波伦亚大学（又称波洛尼亚大学，1088年初建，1158年正式成立）、萨莱尔诺大学（九世纪末初建，1161年建成）、牛津大学（1167年）、巴黎大学（十二世纪末叶初建，1257年正式成立）相继诞生。这些学校开设的专业都以神学、法律、语言为核心。如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是欧洲最早的法律大学，牛津大学以神学享誉欧洲，巴黎大学初设神学、法学、语言文学、医学四个学院②。大学的学生均为传教士（也称学士）。学生要根据专业编班授课，他们出于对宗教的神圣和未来从业的需求，而勤奋自觉地学习。学校对学生成绩不进行考核，只有对那些申请要成为教师（Doctor——博士、Magister——硕士）的学生，才须进行一系列严格的考核。考试合格者，即已取得教师（博士、硕士）资格的学生，要穿上统一的僧侣服，由学校负责人（大主教）在庄严肃穆的教堂，为他们举行教师（博士、硕士资格）证书颁发仪式，所有的学生都须参加这一盛典。典礼之后，学校还专门为他们举行盛大的葡萄酒宴，以示祝贺，这应该是起用学位服和学位授予的原型。取得教师资格的学生还须经过两年以上的学习，并通过最后的严格考核，才能独立从业。
此外由于知识的不断积累，学术的开拓进取和教育的发展，学生的学历层次也相对定位，把在读的大学生称为学士，把已取得教师资格的学生称为硕士，把硕士之后经过二至三年学习并具有独立从业能力的学生称为博士。
从学位服的设计来看，因上述宗教昌明的地区均在北纬40o以上，如罗马（北纬42o），牛津（北纬52o），巴黎（北纬47o与我国的齐齐哈尔北纬47o相同）气候湿寒，而欧洲的教堂建筑高大通风，宗教仪式的过程又往往相对漫长，所以僧侣（主持人）和修士为了御寒，都要穿衣长及地并连带兜帽的袍服。牛津大学因为位处寒潮地区，学位服还要加带长长的披肩，博士服的披肩长达4英尺6英寸，而且披肩的衬里多用裘皮。出于对宗教和学识的双重仰慕与向往，这种僧侣服（Gown）很快漫延到社会其他阶层和群体。如政治活动中重大庆典的礼服，法官、律师的职业着装，外科医生的手术服（一般为绿色），都有效仿的痕迹。由此可见，西方的学位服是由教会的僧侣服演变而来的。
二、中国的学位制与学位服
中国学校教育的发端与西方不同，其特点是“学在官府”。据文献资料印证，我国夏代已有学校，这种官学称为“校”，商代的学校称为“序”，周代的学校称为“庠”。西周的学子已有统一的着装，这种学子服称为“青衿”。毛诗传称“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③所以青衿不仅是门第出身和身份的标记，也是学识渊博的象征。西周晚期王官失守，文化下移，教育逐步延伸到社会中下层，至春秋中晚叶，民间兴办私学蔚成风气，孔丘、詹何（《韩非子·解衣》）、王骀（《庄子·德充符》）、少正卯（《论衡·讲瑞篇》）、邓析（《吕氏春秋·离谓篇》）成为我国历史上开馆授学的一代先驱④。据学者考证，孔子弟子中身通“六艺”的七十二贤人中，出身贵族的仅孟懿子、南宫敬叔、司马耕三人，其它皆出身寒微，如子贡为商人，颜回为贫民，冉求属贱人，子张为鄙家⑤。所以这时的学校既无统一的学子服，也无学位可言。但“博士”、“硕士”、“学士”称谓古已有之，只是与今天的含义有所不同。先秦时期“博士”为宫廷学官，其职责是掌宫廷图籍典守，通晓古今史事，以备天子咨询。《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武帝时丞相平津侯公孙弘建议设五经博士，专事经学传授。西晋尔后渐置律学博士、医学博士（北魏）、算学博士、书学博士（隋唐），“博士”则指专精一艺的学官。至宋代“茶肆酒坊的侍应概称博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博士”又用以称呼从事某种社会职业的人。古代“硕士”没有确切的含义，泛指品节高尚，学识渊博之士。欧阳修《新五代史宦者传论》中有“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学士”一词由来已久，且内涵丰富。远古“学士”指在学的贵族子弟。《周礼·春官》有“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大胥掌管学子的学籍表册，并按时召集他们——学习舞蹈），“小胥掌学士之征令而比之”（小胥掌管学子的征召并加以考查）。战国时“学士”指文人学士。《庄子·盗跖》有：“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贵者也”。南北朝以后，“学士”为掌典礼、编纂、讲读、撰述诸事的职官名。唐开元年间置学士院，其官员称翰林学士。明清时实行台阁制，内阁成为协助皇帝办理政务的最高中枢机构，内阁亦设大学士、学士。雍乾时期，大学士官居正一品，“学士”最终演变为朝中权臣的称谓。历史遗留下来的“讲学图”，多数学者考证描绘的是西汉初年经学博士伏生在太学向弟子讲授“今文尚书”的情景。图中的主讲者高冠儒服，而听者（弟子）头戴儒士的进贤冠，身著广袂袍服。中国古代的教育体制中没有明确的学位等级，但自隋代（587年）分科举士以来，历代沿袭，日臻规范。县试、府试、院试中试者称“生员”（秀才）、乡试中试者称“举人”，殿试入选者称“进士”。所以在华耶稣会领袖利玛窦（1552-1610）主张“将中国古代的秀才、举人和进士视为西方的学士、硕士和博士。”⑥
就学位服的社会功能而言，它属于文化符号序列，而一切文化符号所标示的都是其思想内涵。它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社会文明进步的水准。学位服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具有特定的社会价值与认同功能，它能诱发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与向往，能强化学者的成就感与角色意识，从而对社会的价值取向起影响和引导作用。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除了对学子的服饰极为关注之外，对学子赋予的礼仪制度更为隆重典雅。以唐代为例，史称“以科举取士，入唐最盛”。（《登科记考》28卷）。据《唐摭言》记载，殿试发榜之后及第者先集体前往主司宅中行拜谢礼，翌日由主司带领众学子赴中书省拜见宰相，后由中书舍人设宴款待，“舍人礼貌，敬谨有加”。此后礼部将进士名单移交吏部，经吏部“试判”（名谓“关试”）通过后，算是取得做官的资格。“关试”之后新科进士应邀出席大型宴集——“关宴”，并相聚登佛家文化圣地慈恩寺（高宗为其母文德皇后修建），赴雁塔题名，参与曲江宴游，“极尽尊崇荣耀之能事”。“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连皇帝也登楼观看盛况。”⑦
清朝科举取士的礼仪尤为隆重，殿试于四月二十一日举行，二十五日在太和殿举行新科进士的传胪（公布登科进士名次）典礼。是日晨，自太和殿门内至午门外，鼓乐齐鸣，殿前设卤簿（仪仗），皇帝着礼服亲自主持传胪仪式，王公百官着朝服陪位，新科进士着钦赐朝服（相当于学位服），戴三枝九叶顶冠。传胪官宣读皇帝制书：第一甲（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传胪后由礼部尚书奉黄榜，一路奏乐，出太和中门至长安街张榜，一甲进士从午门中路出（清朝规定午门中路只供皇帝行走，连亲王及宰相皆不得行），以示皇帝的极度恩宠。所有进士，在新科状元率领下，赴长安街观榜，官民列队道旁观瞻进士风彩。
四月二十六日，礼部赐新进士恩荣宴。四月二十八日，在午门前赐状元六品朝冠、金花；赐诸进士彩花、朝衣、礼服及牌坊银。五月一日，在国子监官员的安排下，由状元率诸进士赴孔庙行释褐礼。祭祀孔子毕，脱去象征身份寒微低贱的粗麻短褐，换上“补服”。补服是清代王室成员，王公大臣及各级官员礼服的统称。因这种礼服的前胸和后背用“补子”装饰，故称补服。官位的高低由“补子”的纹饰决定。如一品官的补服为仙鹤方补，三品官用孔雀方补，六品官用鹭鸶方补。⑧这种“补服”不仅是身份高贵的标志，也是对入选学子学识水平的认定和其人格品位的约束。
尽管我国古代没有明确统一的学位制，但学位等级却是客观存在的；虽没有明确规范的学位服，即使有也不占主要地位，因为中国人心目中更看重的是其礼仪仪式与程序，所以历史传承的礼仪制度，不仅填补了这一空阙，并产生了更为积极的社会效益。
中国近代的学位制与学位服是伴随着西学东渐，由传教士从西方引进的。中国的学位服是二十世纪初叶外国人创办的一批教会大学，如协和医科大学（1906年初建）、上海震旦学院（1905年）、燕京大学（1919年）等首先启用的。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了《学位授予法》。并规定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但并未在全国范围推广实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教育体制的改变，学位制与学位服问题被长期搁置。直至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我国才有了历史上第一个科学而规范的学位制度。而学位服的问题仍未提到议事日程上。1994年5月1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构建中国现代学位服体系”课题组提供的硕士、博士两种学位服，及校长、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和委员服。并决定向全国学位授予单位推荐使用，同时规定学位服仅限于在学位论文答辩会、学位授予仪式、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毕业典礼及校庆等重大而严肃的场合穿着使用。目前各高校及其他学位授予单位所使用的就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4年统一规定的学位服。
三、对现代学位服的质疑与反思
实行学位服是学位制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位服也是高雅的民族文化的物化形态。有许多东西，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因为形式可以强化观念，观念可以支配行为。况且一切文化符号决不是凭空产生的，必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从现实意义上讲，在严肃的学位授予典礼上，面对庄严肃穆的国旗和一代具有现代意识的爱国学子，咏唱着洗刷民族耻辱、催人奋进的国歌，身着由西方教会舶来的僧侣服，内心中总是难以抹去百年屈辱的阴影。不由使人联想到南京条约、庚子赔款、天津教案、三元里抗英……因而意识到让我们的学子身穿教服，接受神圣的学位证书，这是历史的嘲弄，是对民族自尊的亵渎，是殖民文化的延续。学位服是民族服饰的精品，它只供严肃庄重的礼仪场合短时使用，并不与现实生活产生直接联系，所以在它身上应凝聚更为丰富的庄重典雅的文化情结。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已经失落得太多、太久，因此我们殷切期盼自己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精神家园的复归。
学位授予仪式无疑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礼仪形式，在关注学位服改制的同时，也应当厘定相应的礼仪程序，真正体现我们对教育的重视，对知识的崇尚，对人才的尊重。
基于上述缘由我们对现行学位服不予认同，并提出如下质疑与反思：
（一）是后殖民文化的符号。在文化学中，符号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也是社会交际中不可缺少的手段，而且运用极为广泛。符号包括身势、表情、动作、声音、图案、标志、仪式等。有的符号是表征性的，如国徽、军旗；有的符号是指意性的，如防火、禁止吸烟的标志。前者含义丰富，后者意义明确。符号的不同也是文化特色的表现。目前的学位服是我们国家封建社会末世，政治腐败，积贫积弱，殖民主义者用坚船利炮打开我国的国门后由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强制输入的，因而带有明显的被殖民者征服的象征意义。一个民族正是以其特有的文化体系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异质文化不辨良莠，盲目借鉴，兼容并蓄，只会造成自身主体文化的迷失，当今在泛文化思潮的冲击下，社会上有些人妄加扬弃，视自己民族文化的精髓于不顾，而对外来文化中的糟粕奉为至宝，乐此不疲。如过洋节、着异装（露脐装）、蓄嬉皮士发型等，究其实质，乃是殖民文化在当今社会背景下的延续，是泛文化土壤上滋生的后殖民文化的产物。所以维护民族自尊，应当是当前文化整合的聚焦点。
（二）是一种规范体系。人们行为办事要有规则，不同的人处理不同的事务，要恪守不同的规则。规则就是社会规范，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根据需要刻意制定或衍生出来的，它是一定的价值观念的具体化。各种规范互相配合共同调节人们的社会行为，以资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古今中外规则之多，差距之大，不可名状。这种规范带有明显的民族特征，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违背规则，不合时宜，不懂礼法就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交往，行事就不会成功，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据史料记载，昭公七年，楚国昭示灵王威仪的章华台落成，邀请鲁昭公参加盛典。昭公一行途径郑国，简公率文武官员在郊外相迎，由于不懂礼仪，使昭公在郑蒙受羞辱。到了楚国，又不懂答谢之礼，使昭公遭遇尴尬。所以鲁大夫孟僖子临终嘱咐自己的两个儿子“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一定要到孔子那里学礼，以挽回鲁国的体面 (《左传·昭公七年》)。规范是一个群体和社会文化的外部表现，所以了解一个群体和社会的文化，首先是从认识规范开始，进而才能达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学位服不仅是符号，更是一种西方式的学位授予礼仪和规范。
（三）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具有社会整合性。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包括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结构整合三个方面。价值整合是整合功能中最重要的一种功能，只有确定价值观，才有结构和行为的协调。一个社会中的人们，价值会有差异，但经由统一文化的熏陶，必然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达成基本一致的观念。规范因增加值需要而产生，由文化的整合使之系统化和协调化，并使规范内容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进而把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社会的异质性越强，分化的程度越高，多元结构越复杂，从而功能整合的作用愈加重要。
文化的整合功能是民族团结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基础。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整合，必将四分五裂。一个民族，由于共享一种文化，不论他们是否居住在一起，也不论他们是否生活在共同的制度下，都会有民族的认同感，都会在心理上和行为上联结在一起，不可分离。正是绚丽多彩的华夏文化，书写了中华民族浩浩五千年的文明史，维系着56个民族和睦共处的大家庭，维系着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现行的学位服是中华传统服饰的异化形态，会消除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在全球化的思潮中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四）具有社会导向功能。文化的社会导向功能包括提供知识、协调社会管理、巩固社会进步成果三个方面。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导进系统，如教育系统、科学研究系统、决策系统、计划系统、管理系统、医疗保健系统等。社会导进必须以知识为动力，而新的知识，包括新的理论、科学、技术依赖于文化上的发明和发现进行传播。学位服与其他的文化一样，具有向全社会扩散的特性。一种文化元素被创造出来以后，不可能只为创造者独有，必然向周围扩散，变成一群人共享的东西，这就是文化的特征。这个共享的文化元素，又向临近的群体或社会扩散，被他们采纳或认同，这就是文化传播。学位服是社会高学历、高知识、高素质人士在人生最具成就感的时刻所穿用的，必将对整个社会起到示范作用。使用现行的学位服，则会加速西方文化的传播，尤其是崇洋媚外习气的传播。况且服饰只是礼仪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应当协调一致。现行学位服显然与具有社会导向功能的学位授予仪式不协调。
（五）是需要警惕的文化濡化现象。由于传播使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元素互相接触，其中的一种文化认同或吸纳了另一种元素，并且使之与主体文化协调共存，最终成为主体文化中的一部分。这个文化变迁过程在英文中用acculturation来表示，比较接近的中文词汇是“濡化”。濡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变迁过程，这个文化过程包括了文化接触、撞击、冲突、借鉴与整合调适等阶段。目前的中国，咖啡馆、流行歌曲、卡拉OK、啤酒等，已经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外国文化传入中国，引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冲突，然后被整合，共溶。
当一种外来强势文化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昌明传入时，人们很自然地用本民族文化价值标准去审视它，看它适用不适用。由于文化本身具有一种惰性，它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的，所以在大部分人看来，外来文化是一种异端，没有价值的，甚至认为是有害的。只有少数人在一开始会接受外来文化，其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当少数知识分子接受外来文化，而大部分人按传统文化模式生活时，这少数文化濡化的“先进分子”就要开展“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矛头是对准传统文化的，必然引起本民族的文化自卫，形成与之对立的“捍卫传统文化”的运动，甚至产生激烈的文化冲突。在这种文化冲突中，无论哪一方获得成功，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持传统文化，所以冲突本身就是文化变迁的动力。
中国近代由于外国列强的入侵，打破了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西方文化大量传入，曾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第一次冲突发生在清朝末年，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为一方的维新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借鉴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实行君主立宪，变法图强，但政治上他们却沦为顽固的保皇党；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固守中学的本体地位，把西学纳入中国文化建制的总体构想之中，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修身，西学应世”强调中学与西学的融会贯通（张之洞《劝学篇》），反对变法，客观上却起到了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充当了殖民主义者帮凶的作用。冲突的第二次高潮时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开始走向“中西化合”理性的发展道路，其特点是将中西之学置于平等的地位进行交流、整合。认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学无中西”，理应“互相推助”。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文化大讨论，发生在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争论的焦点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一派主张尊孔读经，发扬国粹，他们以孔教为“中国之国魂”“中国立国数千年，礼义纲纪…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也”（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一派主张吸取西方文化，救国救民，认为唯有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⑩
所以对外来文化的“濡化”（文化浸润与渗透）要纳入理性思考，以符合国情为出发点，用自身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判断取舍，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因此我们借鉴、采用西方先进的学位制，但不认同、接纳他们宗教式的学位服。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期望的学位服应借鉴历史传统，蕴含民族文化特色，富有时代特征，美观得体，风格典雅庄重，具有高品位的科学技术与知识含量，能对社会价值取向和引领社会先进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
注释：
① 马久成、李军《中外学位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新牛津英语双解大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十三经注疏》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版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⑤ 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齐鲁出版社，1988年版
⑥ 马久成、李军《中外学位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⑦ 李树《中国科举史话》齐鲁书社，2004年版
⑧ 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清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
⑨ 王国维《观堂别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⑩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