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直峰，山西人，生于1908年，1925年就读于山西法政专门学校。
1926年在校入选武汉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政治部宣传大队，先后在共产党人大队长吴玉章、政治部主任郭沫若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这期间，他阅读到许多革命书籍，如《共产主义ABC》、《帝国主义论》等；又系统学习了国民党“一大”宣言、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等文献，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思想觉悟提高很快。1928年底，他被阎锡山领导的北伐军第三集团军召回太原，分配在电讯电报处任职，在一次该处组织的电讯电报基础理论考核中，成绩突出，受到阎锡山的赏识，又被派往天津专门深造密电密码的侦收破译技能。由于他的勤奋和天赋，不久便能熟练掌握，并独立主持密电的侦破工作。
中原大战期间，凡被他侦收到的密码讯号，皆被破译，阎锡山视之为破译密电的“天才”。“九一八”以后，李直峰从一份份被破译的密电中，深感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极富民族气节和民主精神，不由得心向往之。这时，一个大胆而美好的念头突然从他的脑海中迸出：“我要弃阎投杨。”
为杨虎城筹组密电室
1930年10月，倾向革命的杨虎城开始主持陕甘军政，先后任命左派人士南汉宸（实为中共地下党员）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续范亭为驻甘肃行署参谋长等。李直峰获悉后，便直接与南续联系。通过近一年的准备，1932年秋，李直峰悄悄离开太原潜往西安。南汉宸一面热情接待，一面嘱他化名李致远，将他介绍给杨虎城，名义上任西安绥靖公署上校机要秘书，实为杨虎城组建密电研究室，专责检译和侦破明的、暗的无线电密码电报。
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命令成立西安绥靖公署侍从室，将李直峰领导的密电研究室划编为侍从室第一组，李以机要秘书身份兼任第一组组长，再将办公地点由绥署直接搬入杨虎城官邸。在事变后的30余天时间里，李直峰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破译着何应钦所指挥的30个“讨伐师”进攻西安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口令信号”、“陆空联络符号”等，并随时报送杨虎城，为西安方面采取应变措施提供了准确的依据，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周恩来器重参加革命
西安事变期间，绥署侍从室多次奉杨虎城之命，将破译的密码电报内容送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参阅，遂引起周的关注，在得知这些电报皆为李直峰领导的密电室破译时，周指示南汉宸择机秘密指引李于中共代表团驻地相见。当南汉宸将李直峰介绍给周恩来时，周起身相迎，亲握李手，慰勉有加。周恩来说：“你1926年就在武汉加入我党的统一战线，现在革命更加需要你，你破译工作做得如此之好，说明你有一颗爱国救民的心，我希望你能加入到我们这个革命的行列中来。”李直峰动情地说：“感谢周副主席的嘉奖和援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效力，是我梦寐以求的夙愿，我坚决服从周副主席的指示，不怕艰苦危难，努力完成任务而终身不渝。”周恩来遂命在隔间等候的李克农、曾希圣进来指示道：“这位是李直峰同志，是杨主任的机要秘书，已经表示愿意参加革命，现将他交由你二人领导，布置工作。”当时李克农和曾希圣分别是中共中央情报部的正、副部长。
顺利潜伏“特工总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李直峰在南汉宸的巧妙安排下，与助手武子明及随员十人，由同乡、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的公开介绍，来到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号军统局第一处找到处长徐恩曾，呈上盖有公章的介绍信。徐心中暗自高兴，但表面上不露声色，却在私下里命亲信、时任情报科长的张国栋进行政治和业务上的双重甄别，经过近三个月的明查暗访、跟踪侦察、书面询问等，李直峰顺利过关。
特工总部内部有着严密的分工和管理制度，收发电报由电讯总台负责，翻译电文由情报科译电股负责，李直峰仅担负密码的侦听和破译工作，所以这段时间李直峰是难以获得情报的。但李本职工作做得极佳，侦破许多密电，尤以桂系、龙云系、刘湘系的居多，阎系次之，得到徐恩曾的信任和嘉奖，至于共产党密电一件也没有破获，但也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这里有个小插曲，当时徐恩曾又招了一个叫池步洲的留日爱国青年，即以后破译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密电的那位，分配到李直峰的密电二股，李见他淳朴、爱国、善良，便有意不让其填写所谓的“特工志愿表”，也不让其参加所谓的“宣誓仪式”，以至八个月后池可以自由离去。1952年，池还是因这段历史而被捕入狱12年，出狱后始终背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改革开放后，池在上海街头巧遇李直峰，听其泪述后，李立即为他书写了一份向法院说明原委的证明，终使池被改判无罪释放，并摘去“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感动得池痛哭流涕。
潜入“军委会”冒险赴延安
1938年7月，蒋介石为整合密电资源，命包括中统局在内的所有部门的密电人员全部交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由毛庆祥统一领导。就这样李直峰又顺利进入国民党的最高军事部门。具体职务是“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副组长”，后该组扩编为技术研究室，简称“军技室”，李直峰被任命为该室第六组副组长兼该组第一科科长。
这个在大撤退时期成立的“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天天辗转迁徙，还要遭受空袭，再加上懂日文的不多，侦破工作久无进展，而军委会则天天催着要日方情报，一帮人虽倾其全力，亦束手无策。此时又一个大胆而美好的想法在李直峰脑海里冒了出来，“到延安去，直接为党工作。”深思熟虑以后，他以寻找破译资源为名，向毛庆祥建议：“派人到各大战区去搜集在战场上缴获的日军密电码本，将会有助于日本密电的破译，至少也会有参考价值。”他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并被任命为军委会少将参议，于1939年夏，怀揣着蒋介石的手令，在各大战区转了一圈后，悄悄带上妻儿，来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在延安他找到直接领导他的曾希圣，请求转呈周恩来副主席批准，让他留在延安公开为党工作。正当党中央准备批准他的请求之时，毛庆祥打电报到处找他，鉴于他的身份没有暴露，中央令他先回重庆待命。
1941年1月，曾希圣调任新四军七师政委，来到重庆密约李直峰于复兴关见面，传达我党隐蔽战线对敌斗争的方针，即“长期隐蔽，等待时机”。并批示李，除了继续为党提供情报外，还必须完成三项任务：一、利用老关系争取原助手、现留任中统局的武子明为党做情报工作；二、将所在军技室所有人员的姓名、职务、籍贯列成清单抄报一份；三是设法利用获得的情报挑起中统、军统之间的争斗，以削弱两个特务集团的反共力量。此后李直峰为完成这些任务而竭尽全力。他曾数次将获取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叶剑英等，为此，党中央特别来电嘉奖，令李直峰感动不已。
抗战胜利后，军技室解散，因李直峰是从中统局来的，只能回到中统局。而此时他的同乡郭紫峻已升任中统局副局长，在郭的关照下，李直峰又捞了个专员的头衔。1949年上海解放，李直峰公开了身份，在华东区公安部社会处机要组任职，1950年调北京中央公安部七局任副组长。1957年随老首长曾希圣赴合肥任安徽省人委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改革开放后，调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市政协委员。1983年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过着幸福而快乐的晚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