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诺贝尔奖情结，诺贝尔文学奖受到尤其广泛的注目。
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对这个奖和对本国文学都有清醒、理智的认识。早在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研究时，就和鲁迅的北大老同事刘半农商量，想要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通过鲁迅的老朋友台静农写信征询本人的意见，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从当年9月27日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信来看，他的拒绝不仅仅是谦虚而已。有了这封信在，后人的许多解释显得有点多余，他在信中说：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他当然有谦虚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对这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民族弥漫着的虚荣心、虚骄之气，一种最清醒、最彻底的认识。
另外还有一点不可忽略，鲁迅对他自己也不无担心，他怕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崇高荣誉，自己又没有条件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有负于这一荣誉，所以他说：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1927年初到上海的鲁迅深知中国新文学起步仅仅10年，用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确实还没有产生足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
自从《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出版以来，鲁迅也确实没有再安下心致力于文学创作。从1927年10月到达上海租界，一直到1936年10月去世，这九年是他和许广平共同度过的岁月，他唯一的儿子在这时出世。这段时间，他主要靠写作和翻译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稿费、版税成为他一家的粮食，他给很多不同的报刊写稿，合作时间比较长的是老牌大报《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从1933年到1934年，写了一两年，老板史量才给他特别的待遇，一般文章的稿酬是千字 5元到10元，鲁迅的稿子则无论用还是不用一律稿酬照付，每千字30元，是一般稿费的3到6倍。
这九年中，鲁迅大约只有一笔额外收入，那是始终关爱他的绍兴同乡前辈蔡元培帮他安排的，从1927年12月起，他以大学院(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特约撰稿员”名义，每月可以领到300元大洋，这个固定收入一直维持到1931年12月，整整4年。因为国民党体制内有人提出意见，说鲁迅什么也没做，不能拿钱才取消。专门研究过文化人经济生活的陈明远统计，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九年一共收入78000元，平均每月接近724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2万多元，这个收入比起他在北京的14年，月均收入相当于现在人民币9000多元要高出一倍多。所以，他一家三口在上海能过上小康生活，看得起电影、上得起饭馆、看得起病、吃得起药，还能时不时接济、帮助一些文学青年。当然，他在上海的日常生活比较简单，房子是租的，家具也很少。
由于时代和个人的种种原因，他在生命的最后9年把主要精力用于写杂文，杂文在《鲁迅全集》中占的比例最高，期间仅仅完成一本不算特别出色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构思多年的反映他自己在内的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终于没有完成。在某种意义上，1927年以后的鲁迅已与文学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