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姜恩柱在回答记者有关军费问题时做了回答：
回答一：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基础上，适度增加了国防费，但这种增长是属于弥补国防基础薄弱的补偿性增长。
从上个世纪1979年到1989年，中国国防费平均每年下降5.83%。近几年，国防费增长的比例远远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2003至2007年，中国国防支出年均增长15.8%，明显低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2.1%的水平。
回答二：今年中国增加国防费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军队官兵待遇；二是根据物价上涨情况，相应提高士兵伙食费，增加军队油料购置投入；三是适应部队训练需要，适当提高公务事业费和教育训练费标准；四是适度增加装备建设经费，提高军队在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
对此我认为新闻发言人说的没有错，我甚至认为军费增加的幅度还远远不够。在回答一中，根据我咨询专家和查看资料的结果：从1978年到1989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37.2%下降到了19.1%。如果把1978年所没有的内债扣除掉，已经到了16%。也就是说，国家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后，从中不可能提出更多的费用给军队。当然，军队过于庞大，裁军是必然的，这才有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裁军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国防基础的转型过于粗放，所以才有现在所说的“国防基础薄弱”需要“补偿性增长”的问题。
财政收入下降后，实际上是一种粗放型的让利于民。在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居民个人所占比例从1978年的49.6%提高到1988年的70.4%，经再分配后居民可支配的货币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72.4%。其结果就是居民储蓄余额从1978年的210亿元快速增长，到了1989年已经接近10000亿元。收入向个人倾斜，必然增加消费需求。从1979年到1982年居民大部分所得用于“补生活欠账”的消费，这就需要相应的调整生产结构。也就是降低基础设施和军事装备升级的支出，简单地说，就是实行下军重工上农、轻的产业政策。
在这期间，核工业、航空、兵器、航天4 个军工部门的民品产值占总产值从1979年的8.2%上升到了20%。以电视机为例，1977年我国黑白电视机年产20万台，以电子管为主，到了1982年已经可以年产600万台全晶体管电视机，在这其中，如果没有前30年品种齐全、配套完整基础元器件以及技术资金密集的军用雷达通讯生产能力做基础，是不可能的。这也可以说是国防军工对国家转型的贡献。但是这种高技术低利用满足消费的方式，在没有技术储备、升级资金的情况下能不能持续呢？
到了1983～1989年，由于财政向居民消费倾斜的结果，第二次消费升级的到来（冰箱、彩电、洗衣机等等），使得少数掌握1960年代国际普及的机电结合技术的军工、工业设备生产部门转产出现了瓶颈，也就是说从军工、工业设备转产为消费产品是需要成本的（投资和时间）。但是当时在国家财政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除了减税让利、刺激消费发奖金以外，仅有的资金也都给了轻工生产“老三件”了（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认为货币回收快，而实际上没有计划的规模盲目扩张也造成很多的坏账）。比如“六五”末，4个军工部门的固定资产占全国机械工业固定资产总值的24.5%，而总产值在1984年却只占全国工业机械的8%。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消费需求，不得不大幅进口成品（也有走私的）。1985年外汇现汇为82亿美元，到了年底仅剩下16亿美元。后来虽然将进口成品改为半成品、设备技术、生产线等，但客观上还是把相当多的军工企业捆绑在了国外拥有核心技术的生产线上从事低端外围加工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无法为军队提供按正常周期换装提供整套的装备，而且流失了大量的军工技术人员。到了1990年代，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军队常规装备不得不再次从头来，靠进口俄罗斯的飞机、舰艇从新吸收、消化、仿制。
这几年虽然在基础科研、实验室有了一些突破，但是完成整体换装的量产厂家、生产线的建立能不能完全兑现呢？在这个意义说，看人大发言人关于军费增长的“这种增长是属于弥补国防基础薄弱的补偿性增长”说法，是完全站得住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考虑国家发展的全局，这几年军费的增加是远远不够的。至于国外一些人对此说三道四，完全没有必要解释和理睬，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清楚我们走过的路。
对于回答二：我只想说，我2月29日刚刚从福建回来，一线基层部队的伙食费每天只有11.6元（舰艇兵每天24元），我当天早晨在福建的市场上看了，猪肉15元一斤，西红柿2元一斤，油菜2元一斤。由此来看，军费增长也是很低的。
建议从军事角度理解上述一些问题请参见2008年第三期《舰船知识》杂志上“军事变革与台湾问题”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