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刚建立时，就和美国在朝鲜打了一仗，加上美国对台湾的保护，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末期，中国都面对着一个现实的敌人――美国。
民众在这种环境下，对美国的仇恨是排在第一位的，当时许多在中日战争期间的受害者还活着，但是民众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只能排第二或者第三位。因为从六十年代的中期起，由于文革的开始，出于对反修正主义的需要，树立了排在美国以后的第二个对手苏联的仇恨。
69年中国与苏联在珍宝岛打了一仗，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国民对苏联的仇恨迅速超过美国成为排在第一的敌人。这种状况随着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使中美关系得到解冻，中国对苏联的敌对状况达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6年中国领导人更换以后才发生一点转变。
我生长在这个时期，每天听到的声音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没有听见打倒日本。
79年，中国突然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敌人越南。五、六、七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人民对越南对美战争做出巨大的支持和牺牲，美越战争结束才四年，中国与越南就因为xxx的原因迅速交恶，越南人肆无忌惮的驱赶华侨，在边境地区发动骚扰。那一年，中国国民对越南人的仇恨达到排在第一的位置，并持续了好几年。
五、六、七、八直到九十年代，中国对日本的关系一直处于平和甚至友好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作出的两项决策促使了这种友好关系的维持。
第一项决策是72年发生的。71年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后，中国开始打开对西方的大门，当时中国已经与世界隔离二十多年，中国急于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想尽快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恢复建立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却并不急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美国国家战略利益所决定的。美国不与中国建交，使与美国关系良好的国家也不敢和中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日本这时却不顾美国的反对和压力，在田中首相的努力下，日本断绝与台湾的关系，72年9月中日在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是在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第一个与西方主要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当年10月，中国与西德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建交后，许多国家竞相效仿，纷纷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引来中国外交打破封锁的一段黄金时期，使美国想通过建交来要挟中国的如意算盘落空。至到79年1月1日，美国在无可奈何下，才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支持，对老一辈中国领导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使当年的中日关系一直处于平和友好的状态。
第二项决策其实是第一项决策的延续。中日建立外交关系时，中国正式向日本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日本分批分期以低息和无息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资金和建设项目贷款，并对部分项目实行无偿援助，这个过程从建立外交关系时就开始实施。1975年，还在读高中的我曾经到成都青白江参观“四川化工厂”建成投产仪式，亲自看见一座占地110亩地，年产20万吨的现代化化肥厂的投产，生产过程只需要不到100人。五十年代，苏联人在这里用占地1500多亩地，建立了一座年产5万吨的化肥厂，生产工人是1000多人。从文革期间就开始的对华援助，日本人在中国投资建设了不少这样现代化的工厂，对中国经济从苏联模式向现代化模式的转变起了不少的作用。到目前，四川化工厂仍然是成都的利税大户。日本初期的对华的援建项目，不像现在的美国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许多项目是日本当时最新的技术成果，这对帮助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起到不少的帮助。日本的这些援助项目和资金，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显得尤为重要。当时百业待兴，中国最缺少的就是资金和技术，内资主要依靠香港地区和海外华侨的投资，外资主要依靠日本的资金。无论人的发达，企业的发展还是国家的发展，第一桶金是最重要的，日本在中国从七十年代开始的发展过程中，一共援助了几乎不计利息的原始资金二千二百多亿人民币。一个人如果在九十年代在股市上投入一万元，现在的价值至少是在十倍以上。因此，三十多年来日本持续投入的二千多亿元资金，它所产生的资金财富是难以计算的。1978年我们国家的GDP才 3624亿元，中国在几十年对整个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主要也是无息和低息贷款方式进行）也只有500多亿元人民币，却得到这些非洲国家很大程度的认可。还不能仅仅只算经济帐，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关口，是日本人对中国的这场革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由于日本的这两项决策，使中日相对友好了几十年。毛泽东、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会见最多的外国友好人士是日本人。邓小平在75年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第三天，就会见了日本前国务大臣保利茂一行，坚决贯彻由毛主席定下来、周总理领导实行的中日友好的方针。邓小平说：“中日关系不从比较高的政治角度来考虑是不行的”。78年10 月下旬，邓小平又一次复出不久就出访日本，参加交换中日和约批准仪式，这是二战后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这次出访带回来更多的对华援助资金和项目。到了八十年代初，中日相互派出了几次大型青年代表团进行互访。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使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达到一个小高潮。
与此同时，中国还认真的向日本学习管理经验。中国目前的建筑承包体系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鲁布革水电站”工程项目中，向日本大成公司开始学习逐渐演变而来的。中国目前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也是从初期日本质量QC管理开始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便开始走下坡路了，特别是在小泉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关系进入冰冻期。中日关系在100年来隐藏的伤疤太深，随时可以使这个伤疤发生溃烂。日本人在中国干下那么多伤天害理的滔天罪行，岂能那么轻易就忘记，这是作为有罪的日本人应该用数代人的努力来补赏的。田中等日本人做了这个补赏，但这远远不够。小泉等日本人不做这样的补赏，反而在这个伤疤上撒盐，当然要重新沟起中国人的仇恨。
历史问题只是中日关系阴影的一个方面，中日现在还有利益上争斗很激烈的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更主要是民族情绪中最重要的地位问题。中国几十年的迅速发展，这个发展日本确实给予了重要的帮助，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崛起过去110年后，中国在1978年才开始了走上重新崛起的改革开放道路，仅仅过去了30年，中国与日本在整体国力上已经并驾齐驱。在亚洲谁是老大？作为已经当了100年亚洲老大的日本看见自己的地位已经发生严重的动摇，这是日本国民不可能接受的事实。因此日本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不亲近是现实利益引起的；相反在中国国内也是如此，历史问题只是一个表达情绪的借口。
2004年12月，因为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中日关系再一次受到重挫，日本内阁府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民众比例再创新低，降至38%，这以后这个数值一再下降。不久前日本再次对外交舆论进行调查显示，认为日中关系“良好”或“基本良好”的比率较2004年创历史最低值的调查结果高出2个百分点，达21.7％。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占34.3％，较前上升1.9％。日本时事通讯社评论认为，这是时隔4年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首次出现上升势头，这还得益于去年温家宝总理对日本的访问使这个亲近感数值得到回升。中日关系的状况，我从来不认可日本极端右翼分子的举动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形像，也不认可中国“愤青”的极端反日行为能够代表中国的形像，但基本民意调查的结果却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中日关系现在冷得很，两个国家相互仇恨不容置疑。
在中国，如果要同样做这样一个调查，对日本有亲近感的数值日生星认为绝对超不过30％，现在的中国国民最仇恨的国家就是日本，这个认识是理性的吗？
我很赞赏吴仪付总理在日本期间的表现。05年吴仪到日本参加世博会中国馆的开幕仪式和出席日本经济新闻社举办的“亚洲的未来”国际研讨会，原计划还要同日本首相小泉举行会见。当吴仪得知小泉首相竟然就参拜靖国神社发表要连续参拜的讲话时，吴仪毅然决定提前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回到中国。对日本的右翼分子，中国绝不应该作出妥协。中日关系近年来出现低潮，责任主要在那一边大家应该清楚了。
100年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双方的战争以及目前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地位之争。1894年的甲午中日之战，它实际是敲响了清王朝政府的丧钟。面对这个中国几千年小兄弟的崛起，大清王朝的人无法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在这以后才有了戊戌变法和孙中山的革命党，甲午战争15年后，清王朝就没有了。1938年开始的中日战争，为中国革命也提供了发展的机会，11年后，蒋介石政府没有了。因此，100年来中日战争以及双方关系的演变，它还造成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它不仅仅是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这些罪恶留下的痕迹；这带来中国人一种复杂的感情。
“不忘历史，面向未来”。如何面向未来？中日关系向未来走去，却显示出越走越窄的趋势，七、八十年代那种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是两国人们都需要这种冷淡的关系吗？这是两国人们都愿意的一种结果吗？日生星不得而知。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几十年来最仇恨国家的演变中，到底哪个国家最值得我们一直仇恨？这种仇恨还要持续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