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进程的历史文化烙印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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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20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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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进程的历史文化烙印
中华文化传统中，民本思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像“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格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尽管还有大量君贵民轻的思想、官本位思想等同时存在，但纵观历史，君权与民生二者之间的思想、力量等多方面的交流、互动和碰撞则是无处不在的主红线，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史正是这一红线的最有力的证明。
在我国的封建行政史中，主政者及其一系列的行政体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优势地位，因而社会政治生态的良恶，权力核心负有重大责任，关键时刻甚至系于皇帝一身，这种政治架构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虽然风险很大，但其对提高行政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每一次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离不开皇帝的罪恶、官员的腐败、纲纪的废弛、天怒人怨，等等，但每一次的社会进步，自皇帝而起的行政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则也是不容忽视的，是君权与民生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仅仅解释为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是有失偏狭的。
这既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假使用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观或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去解释，中国历史岂不是一部要被全盘否定的暴政史、不“普世”的邪恶史？
民本思想应当是民主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应当是民主的核心目标，这是行政与被行政双方的共同点，这才应当被称为普世价值。
行政与被行政双方失去一方，则另一方也不会存在，中国历史中的行政者，其制衡力量其实是被行政者的直接制衡，这种制衡虽然具有一定的“粘滞性”，犹如“砂锅炖肉”，但有思考的行政团队都知道其力量，有作为的行政者，其行政效果时刻要以在被行政者整体所起的作用积极与否作评估、作掂量，今天叫做“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被行政的社会大众通过歌颂赞扬、保家卫国、安居乐业、交粮纳税、牢骚批评、讽谏指责、告状上疏，直至暴动造反等多种形式对行政一方进行着评判。这样看来，社会大众似乎直接发挥了“在野党”的作用。
人类的生存竞争使得敌我之间的实质关系往往是你死我活，从上世纪肇端于西方的两次世界大战来看，西方的残酷性更甚。人类的文明史也是对自身这一残酷难题的求解史，可以说至今没有更好的答案。基于此，用民主花环掩盖下的民粹主义和用民本外衣包装起来的自由主义尤其值得警惕，敌对势力惯于贩卖这些货色。“七块论”的甛噪，对台独、藏独、疆独分裂势力的怂恿，正是这些妄图灭华者赤裸裸的祸心大展示，按照他们的惯性思维，中国人的勤劳就是抢他们的饭碗，中华和平崛起岂不更是要了他们的命？因此，只要中华民族不是生活在一个一个的印第安人式的保留区里，他们就觉得受到了威胁，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和现代民主建设永远也达不到他们所划定的“普世价值观”标准。
历史就是历史，人类文明史中，中华文化的位置举世公认，否定历史是可笑的，割裂文化更是愚蠢的。文化的力量是通过持续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来体现的，文化又是不断发展进步和去劣存优的，需要吸纳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因此，今天我们的行政生活一方面仍然抹不掉历史文化的烙印，另一方面也在不同程度地向前发展着，并不断需要与时俱进，民主化进程和民主制度的建设，撇开历史文化中积极因素的作用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对外来文明采取一概排斥或全盘接收的态度，显然也是极端错误的。站在中西方历史文化及其传承的角度来看，很难评价二者的民本思想谁优谁劣，二者的现代民主制度也很难相互拓片，只能结合各自的特点相互借鉴，但和谐世界和和谐社会一定是二者的共同指向。判断民主化进程的步伐快慢与否或民主制度建设的质量高低，紧紧抓住“和谐”二字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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