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汉族信仰 孝道和祖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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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2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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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纯粹的宗教理性主义相比，道德理性主义的人生观也是一种现世的、世俗主义的人生观，这种道德理性主义的人生观不相信来世，不相信前生，不相信彼岸，天堂和地狱。但是，道德理性主义又和科学理性主义存在着本质差别，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个人的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是个人可以通过家族的繁衍，通过血脉的存续而实现生命的永恒，所以中国人的人生观不是个人主义的，乃是家族主义的，或者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是以家族为本位的。这种人生观从“愚公移山”那个著名的成语可以略见一斑，从中国人的孝道和祖先崇拜中可以略见一斑。
[分享]为中华正名——重建人类社会三位一体之中华轴心（节选）三、论中华之为人类社会理性轴心
人性是理性和欲望的矛盾体，它的物质基础是人体，人体是人性的载体，我们可以大致地说大脑是理性的载体，肉身是欲望的载体，人有头脑，有躯体，是这两个不同而相互矛盾的组成部分的有机统一体，人的头脑构成了人的理性，而人的躯体构成了人的欲望，或者说构成了人的动物性或自然性。然而，正如人的大脑与肉身是不可分割的完整统一体一样，理性和欲望也是密不可分的，船山所谓天理即是人欲也。理性和欲望，大脑与躯体，这两者的矛盾统一构成了人本身，理性是人的本能，欲望也是人的本能，甚至是更强烈的本能。因此人性也就自然地包括了理性和欲望这两个维度，它们既对立又统一，人，无时不刻不生活在这理性与欲望的矛盾中，用卢梭的话来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时无处不在桎梏之中。自由是理性的本质，而这种自由无时无刻都要受到欲望的禁锢。理性和欲望的矛盾，构成人性中最基本的矛盾，也构成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便是理性的扩张和欲望的膨胀。而在这个矛盾体当中，理性又始终是这个矛盾体的主要因素，人性的进化，归根到底又在于大脑的进化，理性的进化，理性作为宇宙间唯一的思维物，它的自在自为的进化，就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源动力。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是什么”的问题？那么，按照一般的理解，我当然是指人，人类的个体自称为“我”。然而，人这个我，是一个矛盾体，在这个矛盾体中，理性和欲望，或头脑与躯体，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我？而且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又进而创造出了一个“人化的自然”，这就使得“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更加地复杂化了，因为，我的外化或曰物化又造成了另一个意义上的“我”的存在，所以，更有必要对于自我进行一个更深入的分析。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将去哪里？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这些问题构成了哲学最基本、最核心的命题，一切其它的哲学问题都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如果说无数的哲学体系是一个个的同心圆，那么这些问题就构成了这些个同心圆的圆心。在这里，因为篇幅的关系，只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其他问题在此略过。
在我看来，自我包含了三个维度的意义，也就是说自我有三重身份，第一种意义上的自我即是理性或曰大脑，作为一个人剥去他的肉身，那么它就成了一个被我们称之为大脑或理性的思维体，此种意义上的自我，乃是自我的本质，是自我存在的本根，故而可以命名为本我。一个没有头脑或者说头脑没有机能或丧失了头脑机能的人，仍然可以称之为人，但是却不可以称之为本我，因为它失去了理性，不具备思维的功能。第二种意义上的自我即是人，是指人的整个的身体，包括人的头脑和躯体，理性和欲望。这种意义上的自我，是真实的自我，因为它包括了理性和欲望，是可以真实地、独立地存在着的自我，可以命名为真我。真我包含了本我，本我不能脱离真我而存在，大脑不能脱离躯体而存在，理性不能脱离人的欲望而存在。但是本我和真我还是完整意义上的自我，真正完整意义上的自我应该是物我，这是第三层意义上的自我。物我，不仅包括了本我和真我，而且包括了被本我与真我所改变了的那些物化了的“我”，一个画家画出了一幅画，这画就成了他的“物我”的一部分，同样，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一个音乐写出一个乐谱，这书和乐谱也就构成了作家和音乐家的“物我”。总而言之，一切人类社会文明的成果，都从属于物我。物我即是广义的文化，是人心之外化，是人性之物化，是本我与真我之物化。本我、真我和物我，构成了自我的三个维度，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自我，而所有的自我的总和即构成了人类社会。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是通过本我和真我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它们所创造的物我表现出来的。物我是本我和真我的呈现，当然，归根到底是本我的呈现，不同的本我创造出不同的物我。
而本我或曰理性，作为一个实体，它又内在地包含了三种不同的基本倾向或属性，一曰知性或科学理性，二曰德性或道德理性，三曰神性或宗教理性或信仰理性。这三种理性是健全的人都具备的，它们构成了本我或曰理性的三个向度，并且伴随着人生的过程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扩展或收缩。知性、德性、神性这三种理性的维度，它们与欲望的关系是逐渐递减的，知性和欲望最为接近，多知多欲，这是人的本性，它倾向于放纵和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的欲望。其次是德性，德性并不禁欲，但要求按照道德的法则对欲望进行必要的约束，即所谓克己复礼是也，它中和人的理性与欲望，使人性和谐的、可持续地发展。而神性则不同，它是与欲望根本矛盾的，禁欲是神性的本质体现，神性最大的体现就是要人超越肉身的欲望，而求得灵魂的解脱，将人的物欲降低到最低限度，以达到无知无欲之境，而实现理性对欲望的征服和超越，这就是所谓的宗教中的超越性。
这三种理性不仅与欲望的关系不同，它们所处理的问题领域和追求的旨趣也是大不相同的。科学理性所着重处理的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所以它是求真的，求真乃是知性的本能，是知性之所以为知性之所在。而道德理性所着重处理的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它是求善的，求善乃是德性之本能，是德性之所以为德性之所在。宗教理性所处理的乃是灵与肉的关系问题，所以它是求信的，求信仰乃是神性的本能，是神性之所以为神性所在。所有健全的人都具有理性，所有理性都要面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灵与肉的关系问题，面对真、善、信的问题。是以，所有人都必定具有知性、德性和神性。但是这几种理性在每个人身上拓展出来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故而人性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形态。大而言之，每个民族或每一种文化，其所体现出来的理性精神也是各有不同的，这种差别又构成了人类文化之绚丽多彩。
自古及今，从人类理性的这三种基本倾向中，发展出来了三种不同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一种是起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科学理性主义，一种是起源于中华的道德理性主义，还有一种是起源于印度和西亚的宗教理性主义。这三种伟大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主体，他们的每一次碰撞和交融，都极大的推进了人类理性的进步，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当这三种理性主义的传统首先在西欧交汇之际，产生了伟大的工业革命，揭开了人类现代化的序幕，并一直沿续至今，这或许是对所谓的“李约瑟难题”的最好的解释了吧。
对于这三种理性主义的起源，或者说为什么科学理性主义会起源于古代希腊罗马，而宗教理性主义又为什么会起源于印度、西亚，道德理性主义又为什么会出现于中华，以及这三种理性主义各有什么特征，这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局限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一一述及，在此，仅略述其要，抛砖引玉。
在我看来，科学理性主义的文化，是把拓展人的科学理性作为第一要义的文化，这种文化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之中，简单地说就是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求知乃是人的本性。这种科学理性主义的精神体现在古希腊罗马的哲学、科学、法律和艺术的各个方面，也体现在古希腊罗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迄今为止，科学理性主义的文化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时期，一个是在古代希腊罗马时期，还有就是起源于近代欧美并盛行于世界的现代科学理性主义，这种科学理性主义的文化在当今世界处于一种绝对主流地位。至于科学理性主义之所以产生于古代希腊罗马，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在于，古代希腊文化并不是一种自本自根的文化，由于希腊诸民族在原始野蛮的状态之时，其周边的埃及、中东诸文化便已经相当地发达，希腊人在与周边先进文化接触时，首先发现的无疑便是自己的无知，因而不断地输入其它各民族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主要不是它们的道德和宗教，由于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面对选进文化所带来的强烈的冲击和震憾，故而极大地扩充了希腊人的知性领域，而这种知性拓展的惯性又使得希腊人不止步于已经获得的异域的知识，而是大踏步地再向前一步，对于所吸收到的各种知识素养，进行加工和综合创新，从而发展出了一种异常发达的科学理性主义的文化，和支撑这种文化的科学理性主义的精神。西欧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出现，也如出一辙，中世纪的欧洲是各大文明体系中最为野蛮和落后的，最先是阿拉伯文明（包括它所保存下来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然后是中华文明的输入，让西方人感觉到了自己的无知和愚昧，从而有了所谓文艺复兴、地理发现、宗教改革、阶级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一系列标志现代科学理性主义复兴的历史事件。这一切几乎可以说是古希腊罗马历史的重演。
而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是把拓展人的道德理性作为第一要义的文化，这种文化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古代中国华夏族的文化传统之中。这是一种为善而善的精神，为道德而道德的精神。正如《大学》所言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种道德理性主义的精神也同样体现在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迄今为止，这种道德理性主义也经历了两个两个发展阶段，从三皇五帝到晚清是为第一阶段，从晚清到现在是第二阶段，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第二代道德理性主义文化的发展尚处于一个草创的、远未实现和完成的阶段，大约相当于启蒙运动之前的西方第二代科学理性主义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要完全确立第二代的道德理性主义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化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不像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文化已经走向了“历史的终结”，已经失去了在启蒙运动时期那种生机勃勃的气象。至于这种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为什么起源于中国？我想大约不外乎如下几种原因。首先，因为中国文化是自本自根的，在早期与周边的其它民族文化相比，一直都是遥遥领先的。它没有也不可能像希腊那样从与别的文化中吸取多少知识成果。其次，中国地大物博，故而中国之先民们更追求的是人自身的境界的提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而不是征服自然的物欲。并因之而发展出来了内圣外王的理性主义的传统。其三，中国文化它是同文同种的，这使得它的家族关系和血缘关系与文化的传承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使得人性本善，社会和谐得以可能，限制了性恶论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扩张，使得诸如奴隶制、殖民主义之类的东西难以成长起来。也使得中国人不像各宗教民族一样寄望于神灵的救赎。
宗教理性主义的文化是以拓展人的神性作为第一义的文化传统，它是一种为信仰而信仰的精神，为牺牲而牺牲的精神。这种宗教理性主义追求人与上帝或其它的最高神灵的同一，与科学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文化传统所体现出来的相对统一性不同，宗教理性主义文化乃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王国，流派纷呈，门户森严。就印度教、佛教、伊 斯 兰教和基督教的情况来看，莫不如此。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流行，现代人对于宗教理性主义不乏偏见和批判。须知，西方文化号称两希传统即希腊和希伯来传统。希腊传统是科学理性主义，而希伯来的基督教传统是宗教理性主义的，这两种传统始终处于斗争之中，而且由于这两种传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基督教与科学理性主义的斗争构成西方文化的主线。从从文化复兴到启蒙运动，一波又一波科学理性主义思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出了基督教的千年禁锢。故而基督教自然不能期望在近代科学理性主义者那里得到好评，像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等等都对基督教大加批判。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科学理性主义对基督教的批判而否定宗教理性主义作为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的价值和意义。至于宗教理性主义为什么会起源于南亚和西亚，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由于我对这些宗教的起源没有研究，不敢妄自推断，但是可以肯定是这应该与这两个地方生存环境之恶劣有关系。
关于这三种理性主义传统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正如人性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情一样，要详细说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几乎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尝试从两个最基本的方面来说明一下三种文化精神的区别。
一个是他们所着重处理的关系不一样。我们知道哲学有三个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处理三种最基本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灵与肉的关系。科学理性所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故而要求真；道德理性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故而要求善；宗教理性主要处理灵与肉的关系，故而要求信。或者说，科学理性是为自然立法的，道德理性是为人类社会立法的，而宗教理性是为人的灵魂立法的。
科学理性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求真，它所关注的重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事实上，是把作为个体的自我，与非我对立起来了，构成了所谓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而且，科学理性主义者往往把这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用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灵与肉的关系。所以在政治上，发展出来了奴隶制和现代的奴隶制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文化上表现为个人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奴役和剥削，总之它把自然的丛林法则运用到了社会的领域和灵魂的领域，产生主奴意识和主奴制度与主奴经济，我们现在所称呼的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所谓的“物竞天泽，适者生存”，其实并不是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以后才有的，事实上它早在古代希腊罗马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包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隶制度这些东西，以及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东西都是从古希腊罗马时代便早已产生了，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古希腊罗马的亡灵的复活而已，如果这种文化继续在21世纪主导人类的发展，势必将人类带入毁灭的深渊，留下新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废墟。当然，这种黑暗的前景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人类还有另外两种伟大的理性主义文化足以制约和消除它的负面作用，正如历史上的基督教曾经挽救了陷入绝境中的欧罗巴人一样。
道德理性主义的精神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求善，它相信人性是善，这种善根源于天地自然万物。它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和谐共生。并把这种和谐的理念推及人与自然，灵与肉的关系。至于前者，我们可以从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略见一斑，这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始终是中国人永恒的追求，最能体现出来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是中国建筑和文化艺术，中国的传统建筑讲究风水，依山傍水，让人觉得浑然与自然一体，巧夺天工，不会让人觉得是与自然别为一物的，也就是说人化的自然与天然的自然是合而为一的。这一点也体现在中国人绘画书法等艺术里面，中国人的绘画讲求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求的不是形的逼真，而是神的逼真，形的逼真再真实，也是生硬的，没有生命的，不像神似的逼真，是栩栩如生的。在政治上，中国人建立起来的是家天下的政体，是士农工商四大阶层的和谐共处，在经济上体现为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文化上表现为一种以家族伦理为中心的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体系，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能像中华那样被治理得如此之好。
而宗教理性主义文化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求信。它所擅长处理的是灵魂与肉体的关系，求得灵魂对于肉体的战胜与超越。信仰理性是最高的理性，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佛教言佛法无边，基督教言上帝全知全能等等，神性意味着人的理性的极致。虽然宗教理性主义的信仰体系带有普遍的虚设性和迷信的成分，然而，作为一种信仰理性，它引导人类穿越无尽的苦难，而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创造出各自独特的文化体系，这本身就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宗教理性主义拓展了人类的神性领域，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安顿灵魂的场所，使人类不至于被苦难所吓倒，不至于被欲望的海洋所吞没，使人类追求永恒的崇高与希望，它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地位决不是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或精神的麻醉剂就可以抹杀得掉的。
除此之外，窃以为，科学理性主义、道德理性主义、宗教理性主义这三种文化的另一个根本的不同，体现在他们的生死观上，也就是说体现在他们对于人生的终极意义之看法的区别上。生死观是一切哲学和宗教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是对科学理性主义的文化，还是对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或宗教理性主义的文化来讲，都是一样的。在希腊罗马人那里，人的生命仅仅意味着此生此世，故而他的人生观是个人主义的、享乐主义的，人生短暂，及时行乐，前生来世，子孙万代，都没有自己今生今世的幸福和快乐重要，所以科学理性主义的精神是一种现世主义的精神，一种世俗主义的精神。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在希腊罗马时代是占统治地位的，就连希腊罗马的神也只是这样一种人生观的反映，希腊的众神，有情有欲，除了法力广大以外，与人间的人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文化精神是古代希腊罗马兴起和衰亡的内在原因，也是近代以来西方各个大国崛起和相继衰落的内在原因，因为靠着邪恶的、欲望的力量支撑起来的强大力量终究是不可持久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与纯粹的宗教理性主义相比，道德理性主义的人生观也是一种现世的、世俗主义的人生观，这种道德理性主义的人生观不相信来世，不相信前生，不相信彼岸，天堂和地狱。但是，道德理性主义又和科学理性主义存在着本质差别，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个人的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是个人可以通过家族的繁衍，通过血脉的存续而实现生命的永恒，所以中国人的人生观不是个人主义的，乃是家族主义的，或者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是以家族为本位的。这种人生观从“愚公移山”那个著名的成语可以略见一斑，从中国人的孝道和祖先崇拜中可以略见一斑。中国人与一切信仰宗教的人一样，追求生命的永恒，但是与宗教徒不一样，中国人不是将永恒寄托于虚幻的上帝天国，佛祖乐土，而是寄托于子孙万代。所以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什么无后为大？因为祖宗几千年、几万年留下来的一根血脉，到了你手里就断了，你的祖宗十八代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等于虚无了。所以中国古人犯大罪要灭九族，为什么灭九族？原因也在这里，因为它击中了中国人最大的弱点，灭九族就等于摧毁了一个家族存在的希望，所以是最有威慑力的，这与西方法律则重于对个人的惩罚是不一样的。当然，也许会有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为了防止复仇，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在古代别说向皇帝复仇的成功率是极低的，就算是起一个对帝王复仇之心的机率也是极低的，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中国人这种道德理性主义的人生观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通过人类自身的繁衍来达成人性的永恒，用有限的人生堆积成无限的人类社会，这种永恒才是真正现实的、可达成的永恒，这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同文同种，薪火相传，血脉不断的最重要原因。
宗教理性主义的文化精神在生死观上，与科学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都不一样，他们既否定今生的欲望和幸福，又并不把子孙万代的存在当成是自己的永生，他们把皈依神或佛等等当成是生命最大的意义，把死后进入天堂当成是自己的永生，以此来为自己的生命提供终极的支撑。但是这种永恒、这种永生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确实是人生的鸦片，是精神的麻醉剂，使人忘掉自己的孤苦，忘掉人生的短暂，忘掉种种的苦难。但是，与道德理性主义的集体主义或家庭主义的人生观相比，就生死观而言，科学理性主义与宗教理性主义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他们都抱有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唯一的不同是宗教理性主义是禁欲的，而科学理性主义是纵欲的，西方人往往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信仰与迷失，存在与虚无是生活于两希传统中的西方人永远也无法摆脱的两难处境。
人类社会自有史以来，所产生的这三种理性主义的文化，理性主义的精神，都是人类社会的宝贵的财富。而在这三种理性主义中，道德理性主义处于科学理性主义和宗教理性主义之间，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理性轴心。从人类历史来看，正是这三种伟大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构成了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主体，正是它们在欧洲大地上的第一次交汇，将人类推出了农业文明的地平线，迎来了工业文明的曙光。现代人往往多站在科学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将现代文明的成就，将现代进程的原动力，仅仅归结为古希腊罗马科学理性主义的复兴，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是贪天功为己功。如果没有基督教和伊 斯 兰教的宗教理性主义的拯救，古希腊罗马的亡灵早已魂飞魄散，而如果没有自马可-波罗时代开始的中华道德理性主义文化——这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文化的西传，调和了科学理性主义与宗教理性主义在欧陆大地的千年交战，现代化的进程是不可想象的。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无一不是中华文化在背后推动的结果，西方文化在其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之受惠于中华文化，丝毫不逊色于中华文化自近代以来从西方文化中吸收的养分，而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西传乃是以一种和平与温和手段传播的，而不是像西方文化的传播那样伴随着铁与火的血腥。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走出西方文化中心论是十分必要的：现代文明、工业革命的出现，归根到底是三种伟大的文化传统交汇的结果，是全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我敢说，这是千古不易之论。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8/200805/381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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