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76一个中国特工的海外传奇
金边长大 西贡读书
我被祖国情报部门选中
1958年秋天，我，一名出生在金边、曾在西贡读书、1950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华侨——常修文，突然被党组织选中，奉命加入中国的隐秘战线，参与境外情报搜集工作。
接到组织调令，我既兴奋，又紧张。即使在刚刚踏入隐秘战线的那一刻，我也能够大致猜测到这种工作的艰难性和危险性，但我更加明白：一个革命者，必须随时随地听从党的召唤，无论将来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都要坚持到底，战斗到底！
集中训练 奉派出国
我潜回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和妻子接受了高强度的培训。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紧张的学习是我无暇分心考虑未来的工作。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为了我的工作方向，组织上曾有不同意见：有人主派我到南越工作，因为那里的工作更需要我；也有人主张我返回柬埔寨，因为我对柬埔寨的情况更熟悉。
1959年元旦后，领导找我谈话，发布了派出命令：目前，有关越南南部的情况，主要依靠一些从南越出来的人提供，质量不高，来源不够稳定。我们希望派遣自己的干部进入越南南部地区，并在当地立足扎根，以便搜集第一手资料。派出之后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突破越南统治禁区，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我和妻子一起迈出国门，在香港停留了几个月，办妥了各项手续。为方便工作，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我妻子暂时留在香港。1959年3月，我由香港乘坐法航班机，前往我的第二故乡——金边。
由于我的全家都在金边，因此，我很快就在金边站稳了脚跟。根据组织要求，我还必须进入南越的西贡，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1959年的夏天，我进入越南南部的“敌占区”展开了工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办一个合法的身份证。
进入西贡，随处可见咄咄逼人的美国军事机器：美式战车、运兵车，大摇大摆的在南越的街道上穿梭奔驰；美国人驾驶的喷气式战机突破音障发出的巨响，常常警醒梦中的南越居民，这使得美国军队尚未正式介入越战，但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美国军队，已经来了！
有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吴庭艳政权不仅拒绝进行民主选举，而且对南越境内所有抗击过法国殖民者、同情共产党的居民进行大肆搜捕。为了镇压百姓，吴庭艳甚至摆出了中国古代的“连坐法”，只要发现一人同情共产党，就会抓走一批人审讯。整个越南地区，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除了工作环境险恶，还有两件事最难。
其一，50年代末，我国政府的各项资金都不充裕，因此党组织无法提供工作经费以及生活经费，一切“费用”都要靠你自己去“赚取”，而且组织上还规定：不许巧取豪夺，不许参与走私。其二，深入敌后，千难万险，你在工作，你在战斗，但是没有勋章，没有荣誉；其时不幸被捕，党组织也不能向美国中情局、前苏联克格勃那样出面、花钱营救你。
但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英雄的队伍，全体情报人员都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事业心，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我们得当，无怨无悔地奉献设自己的一切。
1959年夏末，我回国汇报工作。党组织随即给我下达了新的工作指令：“在继续做好省份立足工作的同时，必须设法在柬埔寨、越南之间，开辟一条通常的交通线，准备在必要时输送人员和重要物资。”
领导在下达这一指令的同时，还表示：“建成这条交通路线的时间，不受限制，但必须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绝对安全。”
这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建成这样一条“绝对安全” 的秘密交通线，偷渡边境要花钱，办理证件要花钱，广交朋友更要花钱……可我偏偏没钱! 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逝世，我母亲年事已高，她白己的生活还要靠我的兄弟赡养，而我的兄弟们也只是小本经营的普通商人，而且，就算他们有钱，难道我能伸手朝他们要钱? 可是，作为共产党员，我又无权向党组织诉苦，因为1959年的秋冬，整个祖国的经济形势已经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我岳父、岳母的) 女婿，回国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最害怕见到自己的女儿和岳母。因为我们夫妻双双出国工作，在广州的小女儿，只能由她的外婆代为照看。女儿每次看到我们，总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在她身边多待些日子。可是，我们刚刚抵达广州，休息几天之后就必须北上京城，接受组织下达的新命令。
抚摸着女儿的头，我说：“小梅乖，爸爸去北京，会给你带回许多东西。”女儿哭着说，“小梅不要东西，只要爸爸! ”岳母的牢骚更大，“你们既然要出国，就不该把我从国外喊回来! 我这么老了，还要替你们照顾孩子! 你们谁都不要出国工作了，难道就你们夫妇俩有本领，非你们去不可? ! ”
可是，再次出发的时间到！1960年元旦过后，我必须离开美丽的羊城，再次南下 。那一天是周末，单位的领导都来送行，可我的岳母却带着小女儿去买东西了，因为她老人家害伯小梅会哭闹着不让我离开……我的命运早已决定，我的一切，属于祖国属于党，属于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短暂的休整之后，漫长的战斗即将来临。
违背规定 参与走私
我圆满完成了上级指令
1960年初，我重返金边，然后又重返西贡。我的朋友已经帮我办妥了我在南越的身份证件，接下来就该考虑如何完成上级“建立运走输线” 的任务了。
考虑再三，我决定违背上级组织的相关规定，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我以为，这样做至少有三大好处：其一，参与走私，就能在越、柬边界地区长时间地自由往来，其二，参与走私，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隐蔽白己的真实身份，其次，参与走私，才能够逐步积累资金，并最终完成党组织下达的“建立绝对安全的秘密运输通道” 的艰巨任务。
需要说明，我在国内参加隐蔽工作时，培训我的个别领导曾经对我宣布过许多清规戒律： “不许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不许参与赌博” ，“不许……”。根据他们的解释：走私就是犯法，如果走私被捕，一则影响了工作，二则损坏了名誉。
在国内接受培训时，我也觉得这规定很有道理，但当我身处越南、柬埔寨边境，当我面对上级领导下达的“任务和指令”时，我才发觉，某些清规戒律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 。于是，我开始按照自己过去经商的经验，在越、柬边界上，学着走起私来。
从1960年初到1961年的夏天，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亲身走遍了越、柬边界的所有走私通道，以便最终选择一条最为合适的“秘密运输通道”。与此同时，我的走私能力和走私活动，也越来越成规模了，甚至可以用“有声有色” 、“成绩斐然” 来形容。
在开展上述工作过程中，我发现，在经济与法治落后的国家，部分“缉私者”往往和“走私者”存在着“共生”关系。当时的越、柬边界，控制十分严格，主要是吴庭艳政权害怕柬埔寨的金边政府，会对他们“渗透”。可是，边境的控制越严，当地的走私活动就可能越猖撅。
再者说，吴庭艳政权的边境工作人员，工资微薄，如果仅靠政府发给薪金，生活自然桔据，为了改善生活，他们对能够和他们平分走私利润的人，往往会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言之，如果走私者不愿和缉私者“共享胜利果实”，那么他们就会遭遇严厉搜捕，但如果你心甘情愿地奉献走私所得的部分高额利润，成为缉私者的“衣食父母”，那么他们就会庇护你、包庇你、甚至冒着风险帮你把私货“护送到”你所指定的目的地。
一年半之后，“安全和可靠的交通线”，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我自己，则成了越、柬边界上众多“走私犯” 中的佼佼者。我在边界的两侧，同时保持有“良好信誉” (缴纳足够的利润给缉私者) ，以致我完成上级任务、“改邪归正”不再参与走私之后，许多我过去结识的走私者仍会把自己的货物存放在我这里，或者干脆把货物交给我，请我代为销售。
千万别以为我会坐在金边或者西贡的家里，休闲地等着我所雇佣的走私者“帮”我把私货偷偷运到目的地——不!作为肩负重要使命的共产党员，无论旱季还是雨季(注: 越、柬两国，没有春夏秋冬之分，只有旱季、雨季) ，我都会穿行在从山密林之中，亲自参与走私。
在那些不见天日的茂密丛林中，我走过迷宫式的小路；在那些被洪水淹没的白茫茫的湖面上，我在隐秘的水草丛中乘船潜行，在那些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曾和我的伙伴携带利器，通过阴森可怕的地区——因为那些地区据说有野兽，也有强盗。
脚上长着又粗又厚茧子的“苦力”，都是我这个“老板”雇佣的走私分子，他们说，这个“常老板”为了谋取厚利，真是不惜冒险、不惜吃苦! 可是没入知道——为了完成党组织下达的任务，我必须自己一步步地踏遍每一条走私小路，以便最终确定哪一条路才是最为安全的，哪一条路还可以作为“越、柬秘密通道”的备用之路。
放手赚钱 化敌为友
我成为境外“大商人”
1961年夏天，我再度回国汇报工作。组执上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并要求我“千方百计地在南越生根立足，创下基业，以便更进一步地开展工作。”这就是说，党组织认为我在境外的“挣钱方式”，对隐蔽战线未来的工作，十分有利。
根据“创造基业”之要求，返回金边后，在1962年的整整一年间，我更加放开手脚地大做生意。利用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我从香港买入可以在金边和南越畅销的短波收音机、电视机、电唱机、唱片等物品，运回金边、运入西贡，同时，从香港购买人参、高丽参、西洋参、东北鹿茸等名贵中药材，利用航包裹等形式，寄往金边! 为了生意上的需要，我又和金边海关的官员们交上了朋友，通过他们帮忙，把各种货物作为旅客用品，报关进入。这样小批零的贩运，本钱小、课税少、周转快，可以立竿见影地积累资金。
与此同时，我开始学着买卖二手汽车，并利用父亲传授的部分医学知识，与人合作，在金边和西贡两个城市，先后开设了自己投资的制药厂。经过一段时间的商业运作，不但为今后的工作积累起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更好地掩护了我的真实身份，使我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更加巩固。
一名隐蔽战线的特工，竟然需要自己去筹措资金开展情报工作，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却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情报工作的真实写照。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据我知道，有不少被派遣出国的工作人员都能体谅国家的难处，体谅帝国主义对我们祖国的经济封锁，因此，自己努力筹措在海外的工作经费，有的同志甚至自愿放弃国内的那份工资。这种革命情操，在当时的隐蔽战线，被视为理所当然” 。
1962年深秋时节，我利用前往香港采购制药厂化验仪器的机会，再次返回国内，汇报工作。由于当时国内的经济尚未从困难中复苏，我在香港采购了大量食品带回国内。我的妻子这时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可惜，由于怀孕时营养不良，孩子并不那么健壮。尽管如此，我带回的大量食品，除留一部分家用外，仍有一部分交给了组织，请组织代为分配，以照顾机关内其他有病的同志和家属。
在听取了我的详细汇报后，上级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我提出：由于金边、西贡两个地方的工作繁多，且我“创建基业” 的商业活动也越做越大，因此希望组织上能够批准我的妻子——子辛，随我外派，助我一臂之力。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这一请求。1962年冬，子辛带着我们的儿子，抵达金边。
随机应变 化敌为友
我和国民党特工交“朋友”
在金边和西贡从事情报搜集的，除了我党派出的谍报人员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台湾的特工。一天，我正在和做二手汽车生意的萧先生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常先生，我看你一点也不像是中共派来的特务！”
听了这话，我吓了一跳，但表面上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依我看，你大概是看那些廉价的特务小说看多了，所以满脑子都是稀奇古怪的想法，你怎么会把我和中共特务扯到一起呢？”
萧先生笑着说: “依我看，你当然不像什么特务，倒像是《西厢记》里的张生，很有点风流倜傥呢。上次‘巴黎’西药房的女老板说起你，还说是没见过像你这样潇洒的汽车销售经纪人，要我介绍你和她认识呢! 可是，我虽然说你不像中共特务，但周先生一口咬定，说你是中共派来的。他不但告诉我一个人，而且还把这件事告诉了许多人。”
周先生名叫周球，金边华侨，他的父亲也是金边很有名气的中医。周球比我大几岁，曾和我同在金边的学校读书，算是我的学长。抗战期间，周球返回国内，参加过国民党在江西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出征缅甸，接受过抗日战火的洗礼，在部队中一度官拜少校。
小时候，我对周球很是崇拜，但抗战胜利之后，我和周球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开始分道扬镰。我十分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滥发金圆券，周球则继续积极参加国民党在金边组织的各项活动，1949年之后，周球去了台湾，迎娶了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女儿，我则1950年返回国内，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因此，1960年我刚刚返回金边时，就有朋:友告诫我：“你要小心周球，听说他现在是国民党某机关派到金边来的，知道你要返回金边，他对你很有看法呢! ” 现在，周球终于公开了他对我的“看法” 。
好在萧先生完全没有城府，他坦率说：“我看你不像特务，他倒是很像特务呢。”我问为什么，萧先生说，“你看他，从台湾回来十多年了，除了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员，几乎从未做过其他的事。可是，他虽然不做任何工作，每天却仍然西装笔挺，生活十分惬意。除了在酒楼里请客，就是四处闲逛。口袋里的美钞，比柬币还要多呢! ”
萧先生的这番议论，让我对自己的“表现”和“处境”更加警觉起来。我知道，自己在1950年回国之前拥护共产党的公开表态，以及在1960年的突然返回金边，已经引起了我的对手——国民党特工——周球的高度警惕。既然我们今天(1962年) 同在金边工作，那么，周球对我的“看法”，就是隐藏在我身上的癌细胞，就可能随时发展成为致命的绝症。我必须想办法扭转被动局面!
这里也有个背景要交待：60年代的金边，国民党的情报人员是比较公开和张狂的，他们公然叫嚣“反攻大陆” ，但是我——中国大陆派出的特工人员，却绝对不敢公开去呼喊“解放台湾” 。因此，在我和周球的斗争中，周的优势是：经费充足，在富裕的华侨群体中，敢于半公开地开展活动。
不过，我虽然只能隐蔽地开展工作，但因为我在暗处，也就比较容易隐蔽自己。当然，那时候的我，也已经不缺“经费”了——我已经大致“创业成功”，积攒起了许多工作经费。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主动出击”首先争来取接近周球。
经了解，我得知周球特别喜欢读武侠小说，为了接近他，我也开始大量借阅武侠小说，井常常站在租书店的武侠小说专柜前面，等待周球主动“上钩” 来找我。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天，我正站在书店里专心致志地阅读台湾作家柳残阳的武侠小说，忽然感觉有人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回头一看：正是周球。
我们从武侠小说，说到儿时在一起玩的情况，越聊越热乎，最后还是周球憋不住了，他抛出了一个调查我的关键问题：“ 听同学们说，你在国内混得不错，怎么突然又回来了? ” 我知道，这才是周球找我的“正题” 。
“如果我对你说，我妈妈年纪大了，所以我就回来你一定不会相信，对吗? ” 我说。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感觉我不信？”周球听了我的回答感觉很意外。
“咳，我的那种说法，只是用来应付关系一般的朋友。这些人才不管你为什么要回来呢。”我的这个回答，不经意间，把周球归入了和我“关系不一般”的人群。
很快，我就和周球有了第二次见面。这一次，我们聊天的话题更加广泛，当然，对周球来说，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息“你为什么要从国内返回金边? ”我呢，继续采取迂回战术，我说到了我们都认识的同学朱国明，朱曾是我们金边学校的篮球队长，回国后，1953年，朱成了“三反分子”，1957年，朱又成了“右派”；此后又被打成“流氓”……我总结说，“朱国明回国之后，倒霉透了，每次运动，他都有份，儿乎成了‘运功健将’了! ”
随后，周球又主动打听我们的校友刘标——我的这位同学，也很倒霉，回国之后，多次被怀疑为“特务”。更具倒霉的是，每次来了运动，他都会主动承认所有的莫须有罪名，结果搞到最后，他似乎变成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特务了……
我用幽默调侃的讲述了这些满怀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同学的悲惨下场，惟独没有“涉及”我自己返回金边的理由。不过，透过我在讲述时的语气和表情，周球大概已经推论出：这家伙在国内，肯定也四处碰壁，所以才不得已又跑回来。
经过几次谈话，虽然不能打消周球对我的怀疑。我发砚，谈话之后，周球经常突然光顾我家，而且从不事先约定，总是突然敲门进来。不仅如此，我的邻居也告诉我，他们好几次看见周球站在我的大门口，既不敲门进来，也不转身离去……我知道，周球仍然对我充满怀疑。
为了做好防范，我首先在家养了一条机警的德国猎狗，只要诈人靠近我的大门口，这条猎狗不会狂吠，却总是立即跑到大门旁边，等待“访客”进来。与此同时，我也在耐心等待机会，准备和周球一起做一单生意。
因为找从侧面打听了，周球领取的台湾津贴，数额确实不少，但是，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在金边，那么他的生活应该是很惬意的，可是他的岳父去世后，因为家产的分配，他妻子和台湾的兄弟们闹得不愉快。特别是他的太太、儿女搬到金边之后，他的生活支出，已经渐渐不够宽裕了。
恰在此时，有人卖给我一批法国进口的瓷砖，价格十分低廉。我全数吃进这批瓷砖后，立即找到周球，请他设法找人转手把这批货物高价卖出去。周球早就知道我做生意很有经验，现在又恰好缺钱，因此非常乐意和我合作。这是周球第一次做生意，他四处寻找买家，果然把这批瓷砖卖出了一个好价钱，赚到了一大笔钱。
我把利润的大部分全都给了周球，同时在金边的朋友圈子里，到处赞扬说周球的门路广，这笔生意，多亏了他卖得价钱高，所以才能赚大钱。这些背后赞扬他的话，自然传进他的耳朵，周球听了，怎么能够不感谢我呢！
能够最终成为周球的“朋友”，还得益于我的忍耐力。原来，周球有个毛病，他参加过抗战，接受过国民党军队和特务组织的双重培训，而且口才也是雄辩滔滔，因此，他在和金边华侨的接触中，常常表现出狂妄自大，高人一等的气势。这种狂妄性格，华侨的中土层人物哪个肯买他的账? 惟独我——金边的“华商新星”常修文——愿意耐心倾听他的高谈阔论，从不和他争论、抬杠。
经过两三年的交往，周球对我的怀疑，终于慢慢消退。
1963年5月，西哈努克亲王下令搜捕国民党在柬埔寨的特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并不从事暗杀行动的国民党高级特工——周球，也遇到了麻烦。
1天晚上，周球忽然敲开了我家房门。原来，柬埔寨的军警已经开始上门找他的麻烦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周球决定尽快离开柬埔寨。此时的周球，早没有往日的张狂，他语无伦次地告诉我：自己决定离开，但家中除了妻子，还有一儿三女，倘若一并撤离，势必很难脱身，因此决定独自一人离开，可是他，走了之后，又害怕柬埔寨的军警到他家坐搜查，趁机抢夺财物，凶此他决定把自已的责重物品和美钞现金，全部委托我来保管，一旦他的妻子儿女缺钱了，再到我家分批领取。
我当即决定：帮助这位国民党特工保管财物，同时决定“好人做到底”，顺手给他写了一封信函，以方便他在偷越边境时可以找我的一位朋友帮忙。
后来返回国内，我把自已做的这件事，如实向组织汇报了。上级再次肯定了我的做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从那件事之后，周球在西贡、金边的许多国民党朋友，也都慢慢成了我的“朋友”。
组织要求 设立电台
我和妻子学习无线电
长话短说，我在金边、西贡、越柬边界上的工作，一切正常。我的生意越做越大，积累的资金越来越多，组织上交待的所有任务，我都能按时完成。
1966年，我和子辛再次经香港返回国内，汇报工作并分析南越战争的未来走势。没想到，组织上突然通知我们：根据我们夫妻工作表现，决定交给我们一项全新的任务：由我们担任电台的报务员，并在南越筹备建立我党的秘密电台。
读者肯定清楚：身在敌区的谍报人员，即使偶然暴露身份或者被发现，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都可以坚决否认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随身携带了无线电台，那么一旦被人发现，你的身份也就立即被确认了。因此我知道，携带电台出境，无疑是一件万分危险的新任务。
可是，这项任务不仅危险，也很光荣，它说明组织上对你的绝对信任。因此，我几乎毫无怨言、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为了学习无线电台的操作，我和子辛在北京开始新的学习。上级派来了两位工程师，当我和两位老师相见时，立刻敏感地捕捉到了他们眼中的困惑。是的，在学习无线电发报技术的情报人员之中，我们或许是年龄最大的人了。按照情报工作的一般规律，许多学习无线电发报的报务员，都是年轻人。因此，两位老师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对于无线电知识，能够了解多少? 我们只能实实在在地回答，我们曾在高中的物理课上学过电学。仅此而已。
不过，根据工作纪律，两位老师是无权询问我们为什么要在将近40岁的时候，从头学无线电发报技术和密电码的翻译的，因此，两位老师在惊讶之后，迅速进入角色，开始耐心地向我们传授无线电收发报和密电码翻译。
在敌点区工作，电视机、收音机坏了，可以拿到专门的修理部去修理，但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无线电如果坏了，如果发生故障，那就必须自己动手修理，因此，我们的学习是紧张和无所不包的。电台必须拆开来重新组装; 每一个零件的备用件是什么，用什么零件可以替代更换至寻找机器的故障在哪里等等，统统都要学。
三个多月之后，我和妻子结束了紧张的学习，返回羊城。我的女儿小春梅看到爸爸妈妈同时回来了，非常兴奋，那时候，孩子们最喜欢唱的歌之中有《红梅赞》我和女儿谈起了这首歌，我问女儿，“你懂不懂这首歌的含义呢? ” 孩子居然告诉我：“我懂，幼儿园的阿姨说了，你们的爸爸妈妈虽然都是，‘外面的’但他们都是天下最勇敢的人，和《红梅赞》里的江姐是一样的! ”
原来，孩子是在机关的幼儿园里生活，阿姨们居然透漏了这样重要的“情报”。好在阿姨又嘱咐了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外面工作的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说! ”
这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了一个充满危险也充满着自豪感的岗位之上。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鲜花，没有名禄，也没有丰厚回报的危险岗位。失败，等于死亡；凯旋，也不会有人为你举行欢迎仪式。你注定默默贡献，而且无论你的贡献有多大，我们的新闻报道和历史课本中也不会记载你的名字和你的功绩。即使你的一生已经结束，也只有极少数和你直接联系的上级领导，才知道你为党，为祖国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即便如此，随着时间梳逝，你的一切贡献都会在材料归档之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是的，当你投身于隐蔽战线的时候，你一生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你将终生默默无闻!
也许有入会问：这些隐蔽战线的中国特工，他们毕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的追求十分简单——就是祖国的和入民的幸福。每当我看到南越土地上的那些战争孤儿时，我就会为自己的女儿小梅——能够幸福地生活在羊城的阳光中，感到欣慰。我愿意为了自己的女儿和全国入民的儿女能够生活在没有战火的阳光中，奉献自己的一切。
重返金边，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无线电台收藏好。第一，电台的收藏，必须绝对安全：第二，电台的取出(工作) ，必须十分方便。第三，万一发生重大变故，还必须能够迅速销毁电台。为此，我请朋友帮我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狗笼，里面有一个暗格，可以存放小巧的无线电收发报机。
与此同时，只要我开始收发电报，就会在电台旁边放上一桶汽油，并在身边不远处，准备好一个打火机。一旦情况突变，我必须和这部电台同生同死。
不论在金边还是在西贡，不论是雨季还是旱季，印度支那的天气都是副焦的，气温常常会达到30多慑氏度。需要发报的时候，我就让妻于把我反锁在房间内，在密不透风的房间内，汗流浃背地的开始工作……不过，只要电波发送出去，我就会感到无比快乐。我不知道坐在祖国内地无线电收发报机前面的报务员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但是我知道，只要电波发送出去，我就和祖国紧紧相连。
南越有战火 金边又政变
我的工作环境越加复杂
从1968、1969年开始，美军在南越的军事局面越来越糟糕。越共游击队在社主义阵营的支持下，越来越强大。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人策划了“金边政变” 。
1970年1月7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毫无戒备地带着自己的亲信，前往法国看病休养，3月份，柬埔寨的军人朗诺，发动了亲美军事政变. 3月18日，朗诺的军队占领了议会，宣布“罢免西哈努克亲王”。3月29日，红色高棉的乔森潘等人，宣布拥护西哈努克，反对朗诺。整个柬埔寨，顿时陷入内战。
美国人支持的朗诺政权，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又宣布驱赶居住在柬埔寨境内的50万越南侨民，同时，为了追捕越共游击队，郎诺的军队还跨越边境，侵占了南越境内的几座小城镇。此时的南越政权，是靠美国人“输血的”阮文绍政权，可是，阮却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开始反击同样亲美的朗诺。
在这纷乱的局势下，我的一位商界朋友对局势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提出：转让他的运输汽车队。而这时的我，根据组织指示，早已开始经营汽车运输，并已拥有10多辆卡车。看到机会不错，我决定代管朋友的那支车队，以便壮大自己的运输能力。
战火纷飞的年代，从事汽车运输当然是十分冒险的事，不过，战争的爆发也给汽车运输业带来了发财的机会，因为运输价格可以涨得很高——而且，作为党的情报人员，我必须坚持完组织交给的任务——在越柬边界，持续保障拥有一条安全的运输通道。
为了完成任务，我和朗诺政权的军人们也保持着良好关系，闪为倘若没有军人和军车的护送，在那样的形势下，汽车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每次出车之前，我都会打印货物清单、汽车编号，然后交给金边军界的朋友，把属于我的车队编入军车序列，然后在军车、军人的保护下，穿行于战火纷飞的越柬边界。
当国际红十字会在金边设立办事处的时候，我又立即和柬埔寨军队的后勤司令部取得入联系，让他们把我——活跃于边境线上的汽车运输商人——介绍给国际红十字会。于是，我的部分车辆开始悬挂红十字标志，往来穿梭。到1971年，我的那位朋友，干脆把他的车队全部“卖给”了我，这使我的车队规模更加扩大。同时，当地许多独立经营的小车主，也非常乐意依附在我的周围，一起经营。
一个国家爆发内战，最倒霉的当然是该国的老百姓。由于红色高棉的部队打着拥护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帜，因此，1975年之前的红色高棉武装力量，得到了柬埔寨人民的广泛支持，随着战局发展，朗诺的军队只能固守在金边等几座大城市内。中国有句古话：“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民”，随着朗诺军队的败退，撤入金边的所谓政府军，开始抢夺城内居民的财物，并随意射杀自己的同胞。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深刻体会“乱世民”的苦难。
红色高棉 杀入金边
中国特工被迫撤回国内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混乱的局势再次发生巨变。这一天，红色高棉的军队终于攻入金边市区，郎诺的军队则完溃败逃走。可是，刚刚进城的红色高棉军队负责人突然宣布：整个金边的约2万老百姓，必须全部撤离这座城市——撤退到贫困的山区去。
红色高棉在广播中给出的理由，一条是为了防止美国空军的轰炸，另一条则是为了改造“好逸恶劳的城市居民”。我迅速和上级取得联系，上级对柬埔寨局势的这一突然变化，显然也是毫无准备，因此组织上给我的指示只有短短几个字：“身份应保密，货物保存好”。这里的“货物”，就是我随身携带的秘密电台。
作为党员，作为中国隐蔽战线的外派情报人员，我必须遵照组织指令，带着我的家人和那部微型电台，听从红色高棉的驱赶，撤出金边，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凄惨、最无助、最痛苦的死亡之旅。历史学家后来证明，红色高绵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超过了柬埔寨的历代统治者！
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以后的贫困生活中。
撤出金边后，我的无线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贫困山区根本没电，我带的干电池也迅速耗尽），我和祖国、和组织的联系，也全部中断。1976年的1月，我从一名红色高棉干部的口中无意得知：周恩来总理逝世了。我和子辛悲痛欲绝，因为我们知道，总理不仅是人民的好总理，也是我国情报工作的开创者。
那时的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难民。而且，在没有任何药物的医治，我还染上了疟疾。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因为我听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和红色高棉断交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向金边派出了唯一的驻柬大使（朗诺政权时代，我国没有派驻柬埔寨的大使)
我向红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干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请他帮我向金边“通报”。回国之后我才知道，恰在此时，我的上级领导，北京的部机关——也向中国驻金边大使发出了电报，请驻柬大使帮助寻找失散的中国情报人员。我的名字，就在这份电报之中。
1976年2月，我和我的家人终于在红色高棉的优待护送下，乘坐卡车，返回了几乎空无一人的金边，见到了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我国驻柬埔寨首任大使孙浩。孙大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受苦了，你的领导让我代表他们慰问你！”
随后，孙大使通知我：根据我的上级的交待，我必须尽快把电台交给使馆，然后迅速回国休养。孙大使客气地问：“你是否愿意把电台交给我? ” 我立即回答：“您是祖国派来的大使，祖国相信您，我的上级领导相信您，我当然也相信您! "
孙大使又问我：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你做什么? 我想了想，坦率说：我们全家，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弟弟以及我弟弟的家人，都希望藉此机会返回国内，因为如果留在柬埔寨，他们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另外，我没有任何其他衣物，如果返问国内，此时正好是冬季，我们需要部分衣物，可否麻烦组织上随飞机给我们送来部分御寒衣物，否则，我们这祥的体质，恐怕无法抵御北方的寒冷……
孙大使立即瞩咐使馆向北京发报，转达我的请求。第二天，我把伴随自己走遍了半个柬埔寨的电台，完好地交给了大使。同时又把自已辛辛苦苦挣来、又拼死拼活保存的“工作经费”：一条20多两重的黄金腰带、部分首饰以及撤离金边时从家里带出的美钞，交给了孙浩大使。
孙浩同志惊讶地问: “这是你的私人财产么? ” 我回答: “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情报人员，我没有私人财产! ” 大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好，我替你一并交给你们的领导。孙浩同志也告诉组织上已经回电，同意我家十一人全部返回北京，御寒衣物，正在准备，会随机运抵。同时我还听说，到目前为止，大使本人也不也能走出空城金边，因为红色高棉禁止大使先生深入柬埔寨了解情况。
三天后，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从金边飞往北京的客机。波音707的机舱内，只有我们全家和另外十多名大约是援助柬埔寨的中国专家。飞抵北京上空后，我们穿上组织上随机送来的棉衣。走下飞机，我的领导——“王头”以及其他同事，早已和部机关的专车，一同等候在飞机的舷梯旁了，“王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
是的，我的祖国，你的忠诚儿子，终于回到了你的怀抱。
Re: 1958-1976一个中国特工的海外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