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谢亚龙曰：我有证，你有么！
离奥运会开幕时日不多了，可国奥内部出现内讧了，有人开始撂挑子了，有人开始寻“羊羔子”了，这对于旨在不给奥运添堵的中国足球来说，是让人费解的现象。
咱们不管谁是黑脸谁又唱白脸，大家的愿望是好滴，就是让国奥队争取在家门口玩一把喜庆地。所以，别管是杜伊还是谢亚龙，这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前者拿到合同中的薪水，后者拿政绩升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可因“人”的原因，把事情严重复杂化。 可以这样做一个比喻，中国足球的现状就是中国经济尚未对外开放之前的窘态。那时计划经济决定一切，那么计划源于那里，当然是人的作用，认为的主观意识，这种变态的经济调控方式让我们走了多年的弯路。还好，中国有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邓小平，把计划经济的瓶子打翻，扶正市场经济，让其调控经济规律，尽管中国的市场化至今也不纯粹，但它让我们有了今天的生活。
中国足球发展十多年了，一年比一年衰，放大视野来看，这是一种新鲜事物出现后的正常现象。94年以前，咱们的足球是一个玩法，94年以后咱们的足球又一个玩法。所以，现在来评价王俊生，客观地说，应该功大于过，毕竟他给我们带来了2000年前中国足球最辉煌，最让我们珍惜的一段记忆。
任何新鲜事物在中国，都会遵循这样的轨迹，如果新鲜事物很好玩，那么它就会从坐标的零点，迅速升至最高点，那么后面的剧情呢？我想我不说，大家都能想到，就是快速发展后带来的阵痛期，看看中国的房市，再瞧瞧咱们的股市，你就明白了。当中国实施城乡劳动力大转移后，当经济爆炸式发展后，今天的一切是正常的一个结果。
中国足球也是如此，看似中国足球最高潮的2002年世界杯，其实是对中国足球之前所做一切的一个注解和总结。从那时，中国足球彻底的掉进了冰窟里。中国足球就像对外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违背着客观规律的发展，中国足球往往行政思维大于足球本身的规律。
谢亚龙说白了，就是中国众多正局级干部的一小位，这样的干部还有很多。他们的思想成熟于那个青绿布的七十年代。他们是一个老公务员，每天面对的生活就是如何“整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干部，你想让他一下子接受客观的东西，那是多么难。
还有一点，在中国的事业单位，或者行政单位里，一般闲大于忙，业绩的量化没有一个标准，往往畸形地把整人，压人当成了高升的一个标准。这就出现问题了，就是你在某一位置当官把权时，这样的人往往很敏感的，一旦别人侵犯了他们的权威，威胁到他的位置，他们敏感的神经就会绷的紧紧地。谢亚龙和杜伊从亲密走到现在的分崩离析，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杜伊侵犯了谢亚龙的权威和利益。
谢亚龙用行政思维方式去指挥和驾驭一个需要市场化的产物，这种死活不对胃口的关系，能有么结果我们可想而知。领导有两种，一种中国式的，往往把个人意志强加在工作中，缺乏理性对待客观规律的态度，另一种是新型式的，用句通俗话来说，就是对事不对人。
但是，谢亚龙从他开始当公务员那一天，就是想着如何高升，现在他是正局级了，对于他高升的秘诀，我想他很欣慰，他用自己的方法才有了今天。因此，他认为足球这样搞是没有错的，所以对于一天一练，还是一天两练上，谢亚龙感觉自己比杜伊还牛逼。但是杜伊是来至塞尔维亚，虽说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可长期流浪国际足坛的杜伊是一个国际流派的教练。他们喜欢自由，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调教球队，当初为何不让特鲁西埃入主国奥呢，就是因为中国足协怕难以管制他。
我们说一个好的领导，不是你多么的懂足球战术和训练，而是如何团结你的团队，你要是真懂，那你直接当教练就可以。谢亚龙要做的工作，很简单就是为国奥服务的公务员。但是，中国人不行，在加拿大或者美国，他们叫政府雇员，没有公务员之说，公务员不是官，你是服务者。
角色的移位让谢亚龙越走越斜，最后走火入魔，领导不是说你要懂一切，不是什么事情都要事必躬亲。谢亚龙身上所透露出来的一切特质，其实是中国官员特质的一个缩影，很真实，很贴切。
如果中国足球不“对外开放”就没有未来，如果还遵循“计划经济”的足球运营模式，那么中国足球不但没未来，早晚回到过去。中国足球成为了中国市场化的冰山一角，处女之地，人为因素对足球的影响成了左右客观规律的主导因素，就像当初我们违背经济规律一样。(迷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