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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吼：炮打诽谤中国文明的谣言

（本文为系列丛书《中国文明大反攻》之第三部分）

《中国文明大反攻》：

第一部：解剖：用“逻辑”证明中国洋奴是狗
第二部：警惕：“中国人的劣根性”是***言论！
第三部：怒吼：炮打诽谤中国文明的谣言
第四部：欣赏：中国洋奴巧妙的“自虐行为艺术”
第五部：喜剧：漫谈中国洋奴如何舔洋人

上世纪初期，中国曾掀起对传统文化批判的浪潮。可是文革却证明了一点：中国对文化的反思归于失败。古人说：不能矫枉过正。 但中国的“民族魂”鲁迅却鼓吹“矫枉必过正”，这种偏激的思想说出来可逞一时痛快，破四旧就是“矫枉过正”的“痛快”产物。 

凡“大奸若忠”者，都爱用“说真话”掩盖“造谣”。他们诽谤中国，是“爱之深，责之痛”，诟骂中国人，是“哀其不幸，恨其不争”。说句最难听的话：中国的“文化汉奸”们从此理直气壮的站起来了。

几十年来，中国反传统的浪潮不断。我们第一次弹压了文革，第二次弹压了80年代末的全盘西化派，第三次又出了火遍中国的《狼图腾》。两次弹压，都是笼统模糊的肯定了中国文化，再含混其词的否定被批判者。至于详尽，细致，逐条，逐句的批判则很匮乏。因此，那些谬论还存在，且“深入人心”。

我经常讲：中国文化应该反思，不能假设自己是个妓女再反思。因此，有必要对诽谤中国文化的谣言进行一次全面，细致，逐条，逐句的反攻。

 另外我要说：鲁迅是破四旧与80年代反传统的精神支柱，他的目的，是把传统文化一概抛弃，使中华民族成为“埃及犹太人”。想灭亡一个民族，就必须消灭它的文化。这是个简单常识。因此，鲁迅的消极作用可想而知。 

 

鲁迅最有名的错误观点有：

鲁迅认为：中国人应该被呼为“支那人”，称“华人”是为了面子：

“他们（外国人）实在是已经早有心得 ，而且应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圆熟起来，则不但外交上一定胜利，还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这时须连‘支那人’三个字也不说，代以‘华人’，因为这也是关于‘华人’的体面的。”

——“支那”一词来源于印度，意即“秦”，原先，日本称我国为中国，或为汉土，唐土，中国。日本变法后，不在视中国为中土国家，故改名为支那。

日本反清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党人因“中国”一词尚未被中国民众公认，故称自己为“支那人”。但民国成立后，日本仍沿用“支那”一词，称我国为“支那共和国”，为此，中国方面拒绝接受一切含有“支那”字样的公文。1930年，日本外务省提请内阁，称我国为“***”，但抗战时期，日本又使用“支那”一词，以示对中国的蔑视。战败后，盟国司令部政治顾问团确认“支那”含有蔑意，日本又不得不改称我国为“中国”。

注意，日本第一次更改称谓是在1930年10月，鲁迅写这段话是在1926年。

鲁迅认为：中国人缺乏改革性。他说：

“中国人不但‘不以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 鲁迅的追随者柏杨也强调：“儒家不但是很保守的，而且是反对进步的。”

鲁迅的这段指责，仅能证明其“不懂人话”。“戎首”者：“为兵主来攻伐曰戎首。（郑玄注）”不为祸始，指的是不要挑头惹祸。不为福先，则有“享受在后”之意。如果说中国人本性保守，则更是无视历史的“硬说”。

钱穆先生阐述了一个历史基本常识：“在古代封建世袭”，“作官人有一定的血统”，“但到秦汉时代便不同了。”“。。。唐代已不是汉代的老样子、老制度，他又换了崭新的一套。”“宋代又再换一套。此下明代、清代也如此。”我们上历史课亦能体会到这些常识。都说儒家注重葬礼，“儒家的伦理要求儿子要为父母服丧三年，但实际上在整个汉代时期，政府官吏获准的这种丧家只有36天。”（《剑桥中国秦汉史》）

《论语》引《汤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子张曾问，“今后十代的情况,可以知道吗？”孔子说：“殷代沿袭夏礼，增添和驳废弃,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礼，增添和废弃,可以知道。那么，继承周代的朝代，就是一百代也是可以知道。” 大到政治，小到礼仪， 怎么儒家就本性保守啦？

    用满清的保守性，混淆成整个中国人（或儒家思想）的保守性，是反传统者的一大特点。

鲁迅说过这样一段影响恶劣，流传极广的话：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航海，中国却用它来看风水。”（1933年《电的利弊》）《***》派见鲁迅胡说，则有恃无恐的继续造谣：“火箭和花炮几百年一贯制，至今还只发挥著驱鬼辟邪和热闹喜庆的功能。”无知者只是盲崇鲁迅，以至于拿着他的胡话当学术，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指出：中国的发明里不仅有火药，还标明“火药用于战争技术”。枪起源于宋朝，叫做“突火枪”，发明于1120年。《武经总要》成书于1044 年。其中记载了三个火药方：毒药烟球，蒺藜火球，火炮。 如果蒺藜火球和突火枪属于爆竹的话，鲁迅过年时敢在自家院子里“放炮”？

至于罗盘，郑和航海时就用过罗盘，更不必说。什么叫做“假设自己是个妓女再反思”？这就是活例子。

鲁迅诽谤朱元璋：

秦桧因诽谤岳飞遗臭万年。鲁迅诽谤朱元璋也不含糊，他说：“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

鲁迅“刀笔吏”手段相当歹毒，我们中国本来疆域就大，大秦，大汉，大唐。。。都是习惯性称谓，英国亦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国合法书籍中有的是这个词汇，难道那些编辑也***啦？ 

朱元璋怎么不是是民族的革命者？《剑桥中国明代史》高度评价了反元战争：“明军在 1370 年对蒙古人的胜利特别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使中国人自 10 世纪初以来第一次恢复了直至长城的统治。”

 朱元璋怎么“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朱元璋以厌恶的心情目睹战争的无意义的破坏，他也曾尽力要求军队守纪律，以便赢得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好感。从早在 1354 年起及其以后的年代就有许多传闻轶事，说他很同情受苦的人民和坚持严格的军纪，而这与当时的一般战争行为都是截然相反的。” （《剑桥中国明代史》）再者，蒙古百余年来杀了多少汉人，难以统计，朱元璋做了几十年皇帝，哪有精力杀那么多汉人？走走脑子就知道了。

文革时期，造反派大肆破坏朱元璋的陵寝，给元鞑子报仇了。成千上万中国军人的生命，顶不上鲁迅随口一个诽谤，这怎能不让爱国者心寒。照此以往，谁还敢爱国？真是鲁迅不除，汉奸痛快！

鲁迅指责刘邦：

他说“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还是秦法”是不假，可“除秦苛暴”却达到了良好效果。鲁迅以“还是秦法”来指责刘邦不等于废话吗。《剑桥中国秦汉史》记载：202年，汉政府颁布诏令，“。。。旨在赢得黎民的忠诚。它宣布恢复法律，秩序，安全及对黎民分发物质救济的措施。居民们要返回故居重整家园。在饥谨时期被卖为奴的人可以赎身。豁免某些赋税。”

汉高祖认为：“用法是为了教导和启发，而不是作为鞭笞或侮辱公众的借口。”此外，他还在公元前201，198，195年发布了大赦令，甚至在他去世之前又发布了一次赦令。说白了，他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不一样。在中国，有谁把秦始皇和汉高祖划等号，谁就真昏头了。

鲁迅反孝烈观

鲁迅认为：孝，烈是用于收拾弱者的。他说：“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弱者的方法。”这正是“矫枉过正”的言论。

愚孝和死守亡灵的贞节固然是收拾弱者的方法，但不能说“孝”是收拾弱者的，相反是扶持弱者的，因为，老人需要社会和家庭的帮助。“烈”也不能全盘否定，因为妇女需要起码的自尊，不然***服务，***贿赂，***电影。。。就会泛滥。如今有这样一句话：“明知不能反抗强奸，顺从还可能是种享受。”鲁迅信徒如何评价这话，我不知道，反正天下有老婆的人都不能那么想。


 
鲁迅“反”古典科学

鲁迅说：“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象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病后杂谈》） 

原来鲁迅是蔑视科学的。因为早期科学多有幼稚的特征。如：托勒密在《地理学指南》中绘制的世界地图谬误百出，甚至将北极和非洲连接在一起，但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还是将其公开出版，并引发了地理知识的革命。鲁迅这样评价中国的“人身五脏图”，又该怎样评价《地理学指南》呢？

此外，还有无理取闹的“纯粹屁话”。鲁迅说：“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綷，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马上支日记》）

请问：在大革命危机之时，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如果要我们保护革命，首先革命要保护我们？”如果基督教，佛教在危难之时，信徒是否也可以说：“如果要我们保护教堂，寺庙，首先让神，佛保佑我们？”按照这种逻辑，谁都能理直气壮的背叛。国粹是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文物，诗歌，小说，建筑！这些东西哪有保护人的能力，鲁迅起码的智力总该有些吧。 

还有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我倒奇怪了，人类史上哪本道德，哲学书籍可以起到“咒”的奇效？鲁迅这样说，视《圣经》和希腊哲学为何物呢？这是百分百的无理取闹。

至于“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更让人莫名其妙。难道鲁迅的前妻朱安老实本分是“没妻性”，许广平第三者横插一杠子倒是“有妻性”了？ 

鲁迅这个人，是个没有理智，胡说八道，情绪化严重的偏激分子，这种人哪能做我们的民族魂，当红卫兵的死教父倒是合格。


    关于柏杨的错误观点

说罢鲁迅，不能不提“台湾的鲁迅”柏杨，此人是个“假设自己是妓女”的高手，明为“中国文化看病”，暗地里却只会兜售“文化死亡证明”。他对传统文化的诽谤可是有名的。

首先，柏杨认为儒家圆滑。

他说：“孔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翻译过来为: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如果天下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 

柏杨巧妙的截去前面八个字，再做批判。此话原文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然后才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集注》解释：“君子见危授命，则仕危邦者无可去之义，在外则不入可也。乱邦未危，而刑政纪纲紊矣，故洁其身而去之。”

柏杨把“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说成“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如果天下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有道”不仅指“太平”，还指政治清明 。当年，台湾政府把柏杨抓进监狱，宝岛也算太平，可柏杨能说他们“有道”吗？“能溜就溜”是哪来的？风刮的。

    其次，柏杨批判儒家文化缺少“爱”。

他说：“‘仁’似乎并不是‘爱’，‘爱’也似乎并不是‘仁’，‘仁’是当权派对小民的一种怜恤和同情，乃施舍的焉，赐予的焉。”“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

说文明点，这叫“虚假论据”。说通俗点，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论语》里有“仁”字109个，什么叫“仁”？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好：喜爱。恶：厌恶。我说这些又等于废话：“仁爱”这个词柏杨总知道吧。

最为滑稽不堪的是，柏杨把死不认错都赖到传统头上：

“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相庆。”但柏杨又奉劝世人：“古书曰：‘知耻近乎勇’。”“而知道啥是羞耻，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这“知耻近乎勇”，本身就是孔老夫子的原话啊。原文：“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柏杨认为中国人讲“礼”，不讲“理”。

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一位比裔美籍神甫这样评价中国的“礼”：“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当时，柏杨的老婆张香华听后说：“司神甫的话像一记春雷。”

抱歉，这不是春雷，这好象是放屁。身为批判儒家的大师，连什么叫“礼”都不懂，却要老婆去问美国人，这个美国神甫也糊涂，对中国文化乱解一番。其实，“礼”本身的意思就是“理”， “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荀子?乐论》）所谓“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礼记》)“礼”是意识观念，“仪”才是表现形式。

黎鸣也说：中国人“不会讲理，而只会讲礼、讲情。。。”“这个传统习惯势力就是两千多年来独尊儒术的传统习惯势力。。。”这都哪挨哪呢？批判儒家，连儒家的“话”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柏杨把“不讲诚信”也当成文化问题，还特意举例：

他本人曾当着一个英国人的面，和朋友约好吃饭。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柏杨说：“我要回去了！”英国人问:“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吗？”“我说：‘哪有这么回事。’”柏杨批评道：“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孙中山不会撒谎，他曾在《三民主义》中鼓吹儒家道德，并说：“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 “不究诚信”和儒家提倡的“信”本来就悖逆，柏杨连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都不清楚吗？


黎鸣（中国“哲学家”，批孔健将，基督教吹爷）胡说八道赏析。

黎鸣批判儒家“隐瞒”。

大概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这话似为孔老夫子的把柄，黎鸣就针对“隐瞒”展开了批判：“中国传统的儒家讲的是家庭内部的孝悌亲情，但在外部的社会，却是血统荫蔽的私情，说白了，是隐情，是隐瞒真理、隐瞒真实、隐瞒真诚的极端自私的隐情。”恰好，文革版《论语批注》292也说：“孔老二鼓吹‘父子相隐’，其目的是用反动的宗族关系来鼓吹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要互相包庇，说假话。”

这是一个批孔专家常犯的错误。如今，法律规定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即“拒证权”，台湾省以及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国的法律都有类似“亲亲相隐”的内容。

    黎鸣“中国2000年无科技，无思想，遗篇黑暗”之谬论。

 他说：“在两千多年伪学（儒学）的笼罩下，中国就只能出现大量伪人、伪君子型的无用文人，而根本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思想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中国的思想天空一片黑暗。”

这是煽情，而非学术，也是流传甚广的一种谣言。

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技术家连小朋友都能说出几个，至于思想家，佛教的慧能，道家的葛洪且不论，我不知道王夫之，顾炎武，李贽，戴震，黄宗羲这些人的思想算不算“黑暗”。 儒家掌权以后，有佛教的涌入，有道教的产生，阮籍，何晏，王弼，郭象，哪个不是儒家的“异端”。

《剑桥中国秦汉史》记载“公元3世纪哲学的复兴”，“庄子思想的复活”，“道家的自由意志论趋向放荡不笃”，甚至“搞裸体主义”，这一切都是黑暗？几乎翻阅任何文献都能得到的常识，到了某些文人口中，怎么硬生生的“就是不存在”！ 

 
黎鸣“儒家使中国２０００多年停滞发展”之谬论。

这也是一种煽情的弥天大谎，是最广泛的黑心理论之一。

黎鸣说：“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这根“弦”太弱，所以才造成了２０００多年的中国社会长期的发展停滞”。

让我们来看看《世界千年经济史》的记载：“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1000年为22.7%，1500年为25%，1600年为29.2%，1700年为22.3%，1820年为32.9%，1870年为17.2%，1913年为8.9%，1950年为4.5%，1973年为4.6%，1998年为11.5%。”

分明是清朝时期中国才出现落后现象，却说成“２０００多年的停滞”，这“停滞”或许是对“经济居高不下”的一种歪说吧。在看《全球通史》记载：

“随后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现在，即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突飞猛进”与“发展停滞”是两个概念，我真不知道是历史权威错，数据错，还是有人对儒家的批判错了。
  
黎鸣批判“孔子杀害少正卯”的老调。

黎鸣说：“孔丘的杀少正卯，全在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完完全全是忌妒杀人，擅权杀人，而且用心极其卑鄙，手段极其残忍。” 

这是狗屁论！文化大革命时期，就以“孔子杀少正卯”为借口，对孔子大加诽谤。其实，按照历史记载，孔子不过是以首相的身份，杀了个犯法的人。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依法“枪毙”个犯人也有罪，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黎鸣认为：“《易经》是毫无哲理可言的牵强附会之书”。

把《易经》归于哲学范畴的哲学家太多啦。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 》第二章“反者道之动”一段中说：“ 借用黑格尔的说法。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这是老子哲学的主要论点之一，也是儒家所解释的《易经》的主要论点之一。这无疑是受到日月运行、四时相继的启发，农为了进行他们自己的工作对这些变化必须特别注意。”

将《易经》归于哲学的书籍很多，我仅举其一，冯友兰的学术地位要比黎鸣强不是一点半点。有人或许不服气：“黎鸣难道不是哲学家！”那么让我们看看，黎鸣究竟是个什么质量的哲学家。

黎鸣是文革“批林批孔”版的哲学家。 

“批林批孔”是一次文化闹剧，也是“假设自己是妓女——再反思”的超规模运动，黎鸣的言论其实和文革版《论语批注》中的言论一致，我们对照如下 ：

黎鸣：而中世纪最大的特点即是极权统治和伪信仰、伪知识的精神传统结合。
文革版《论语批注》42: 他（孔子）所以宣扬这种无所争的伪善说教，是妄想缓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

黎鸣：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善”实际上是被强权长期压迫出来的凝固的假相。 
文革版《论语批注》71:钓而不纲是孔丘的门徒对他的美化，但却画出了孔老二的伪善面孔。。。是自欺欺人的手法。

 黎鸣：孔子主张人们都以克己的方式来维护分辨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等级的尊卑贵贱的制度，这等同于主张以大多数人的压抑自己的原欲来满足少数人的纵欲。
文革版《论语批注》53：在孔丘看来，一个人的等级名分，不仅活着的时候不能改变，死后也不能改变。
 
黎鸣：孔夫子的“礼”，更具体讲“周礼”，是固死的，不变的，而且永远在极权者的权力的淫威之下。
文革版《论语批注》43：孔丘把奴隶制的社会制度看成是永恒不变的，最多只有一些次要的量的变化。 
 
黎鸣：（由于儒家文化）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不断向外族屈膝、乃至不断投降亡国的历史。。。
文革版《论语批注》160:历代儒家都把礼让为国作为他们实行***投降增册的理论基础。***贼都是以礼为准，实行让国。
 
    黎鸣：经过礼而最后做成的人，全都成了一张张假面具。
文革版《论语批注》120：孔老二。。。宣扬他那一套“礼让”、“不骄”的腐朽虚伪的道德说教。
 
 黎鸣：明显的是：“美”而不善，因此，孔夫子所言的“君子”之美，根本不是真美。
文革版《论语批注》155：孔丘这里说的“善”，是指符合周礼的言行。。。就是奴隶主贵族中有这样那样的“善”或“不善”的人，决不是劳动人民。

黎鸣：中国的文人们从来都是只动脑筋向内求做“善”人，而决不用手向外求做实事的。
文革版《论语批注》194：其实，孔老二根本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

黎鸣：两千多年来的儒学，尤其是在一家“独尊”之后的儒学，大量的历史事实可以证明，它确实是一个伪学。
文革版《论语批注》106：孔老二一贯善用动听的字眼，隐蔽其肮脏的灵魂，这个“巧伪人”就是专靠实行骗术过日子。

黎鸣：它一味地只是蒙蔽、阻碍中国人智慧的开发。
文革版《论语批注》186：他的知识。。。。对劳动人民只起麻痹和毒害作用。

黎鸣如果是哲学家，那么他这种哲学家一毛钱一大勺子，因为，文革时期，有上亿名他这样的“哲学家”。

黎鸣还有这样的荒唐言论，他说：

“有一个故事，可以鲜明地表明西方人（英国人）爱真理的程度有多么深刻。”大意是说：1919年，德，英国相互敌对，而德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却被英国所证实。《伦敦时报 》刊登了“科学革命，牛顿定律被推翻”。黎鸣问：“如果日本人用什么东西推翻了中国的什么圣人，中国人将会如何歇斯底里地大发作呢？”

这简直不可思议。当年佛教传入中国，与儒家辩论，并没有引起什么“歇斯底里”的大发作。根据《中国通史简编》记载：两派只是文斗，并无基督教式的“宗教战争”。更不可思议的是：说这段话的黎鸣是个“吹捧基督教，贬损儒佛道”的人，他一直冲着中国人骂孔子，捧上帝。可我也没看见谁歇斯底里。因此，黎鸣实在是“现行说瞎话”哲学家。


其他文人对中国文化的胡乱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