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前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来看，要按照西方国家或香港台湾的生活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在短时间内要让所有人都能够达到那种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
既然我们承认了不可能让大家同时一起都富起来，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而且它还能够起到在实行改革开放的短期目的方面作为最为关键最为具体并且是绕不过去的先行手段发挥实际作用。要在中国当前的这种社会形态上培养起一批富人来，那么总会是有的人先富，有的人后富，也就会有人大富，有人小富。政府可以动用国库主动培养几位大富先富，在社会上将走向富裕的道路带起来。”
“要让大多数人能过上小康生活水平当然还需要有一段过程，我们可以采取三步走的部署并制定成国策实施。小部分人大富起来的可能性是有的，也一直是存在的。在现阶段培养造就一小批新型的企业家，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非常有必要的。有了富起来的人才可以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才能搞活经济。从香港的一些情况看来，国营企业办不到的事情，到了他们的手里一下就办成了，尤其是在国家物质价格正在改革调整时期更需要多条脚走路。我看只要能够抓住机会，我们很快就能够让他们富起来。”
“现阶段让什么人富起来，让什么人先富起来，这还是我们的权力范围内可以掌握控制的，也是可以办到的。在这方面如果确实不能实行公平竞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提了。我们的接班人这些年来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现在我们把他们安排到合资企业中去锻炼，或让他们自己开设集团公司去收购那些收益亏损的国营企业，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胜任。只要我们给予他们适当的政策，允许他们使用适当的关系和机会，让他们先富起来应该来说是不太难的。但是我们在舆论上更多的还是应该宣传那些白手起家的万元户，这样看上去就体现了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
“一个企业不可能全部人都富起来，都富起来了，谁还会去干那些脏重体力活呢？低劳力的投资环境也就不存在了。他们只会一起上街游行罢工要求福利待遇。”
“要考虑保证企业的领导人先富起来，总经理都富不起来，谁还富得起来呢？打工族就没有奔头了，下面的人就没有奋斗目标了。脏重活可以考虑从内地贫困地区招募临工，这就可以解决大量低收入的劳力问题，企业的收益为此就会提高，还解决了贫困地区的脱贫的难题。”
“对于民工大量流动可能会出现‘民工潮’的问题。在这方面国家可以组织交通部门统一安排解决，可以提供一些货柜车皮送他们能回家过春节，什么事就都没有了。”
“富的标准是很灵活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富，是指在国家层面上能够掌握巨额资本能够组织生产的富。而对于民工来说，富就是指他们努力干活有了工资收入，回到贫困地区可以做小买卖，比原来的生活提高了，这就算富起来了。无论那种富，对于国家政府的税收方面来说都会增加，国家也会很快就富起来了。国家有了钱就好办事了。过往的经验证明，国家手头是需要有巨额现款有些事情才是能够办到的。国际关系交往中，大型工业项目是我们手中外交谈判的牌，每次谈判没有几个这样的牌子作为交易，人家总是欺负你。汽车生产线、购买大飞机都是我们手中的牌子。我们延迟制造生产大飞机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