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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中国正处于城头易帜的子夜，改朝换代的前奏；1949，中国的命运走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关口。

　　1949年1月21日，***总统蒋介石发表《引退谋和文告》，被迫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物价飞涨，经济全面崩溃。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已经贱如废纸。大部分法币的面值都在10万元上下，外文报刊戏称：“在中国，几乎人人都是百万巨富。”通过强制发行“金圆券”完成了空手套白狼的把戏之后，民间的外汇、黄金、白银等人民血汗均已被准备逃往台湾的蒋氏家族攫在手中。

　　厦门，成为转运金银外汇到台湾的总集散地。

　　黄金：从上海到厦门

　　据相关档案记载，1948年12月，时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曾两次运送“国币准备金”到台湾基隆。1949年1月到4月，时任国民党军队预算财务署长的吴嵩庆曾先后三次运送“军费”到厦门，存在当时的中国银行鼓浪屿地下金库（现址在鼓浪屿人民体育场旁边的钱币博物馆）。1949年1月到5月，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曾先后三次运送“军费”到台湾基隆……

　　1949年元旦晚上，“中央银行”发行局奉命将国库的黄金151箱，计重纯金572，889，487市两；银币1000箱，计400万元，装上海关的“海星”号巡逻舰，于2日凌晨启锭，由海军总部派“美盛”号军舰随同护运。发行局派副主任刘华伦、魏曾荫、李友仁和办事员陈子豪随轮押运赴厦。

　　3日清早，“海星”、“美盛”两舰抵达厦门，停靠在太古码头（今和平码头）起卸，现场有宪兵严密警戒，不许人们靠近或驻足观望。没料到事有意外，有个起卸工人不知是疲劳过度或体力不支晕倒，肩上的“木箱”摔地裂开，雪白的银元和金闪闪的黄金滚了出来。太古码头银元滚地的新闻不胫而走，很快地在街头巷尾传开，成为当时厦门市民最热门的话题。人们对两舰运来的银元的来龙去脉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谁也说不清楚。

　　两舰运来的黄金、银元卸装入库后，发行局主任刘华伦和办事员陈子豪留在厦门会同“中央银行”厦门分行（地址在今海后路厦门市总工会）主管课办理库务，其余两人回沪返局复命。

　　仅仅过了10天，1月11日，刚接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刘攻芸，又奉命指派发行局“将准备全项下之白银，即日再设法运厦3000万元”。因一时找不到轮船承运，延至1月20日，才与招商局洽妥租“海平”号轮并派海军部“美朋”号轮同时装运。原计划“海平”号装3000箱，“美朋”号装2000箱，利用当晚11时至翌晨5时的戒严时间，赶装完启运，但由于“银币散存各库，装卸费时”，在戒严时间内没能赶装完毕，“临时减少500箱……计值1800万元”。第二天清晨6时，两轮起锭驶厦，由发行局指派出纳科副主任杨兼生、办事员安震宇、埔修、张志民率领行警6名，随轮押运。1月23日，“中央银行”厦门分行电沪发行局：“船已安抵厦门”，嗣又以“中央银行”厦门分行经理吴本景名义电告发行局：“已卸毕入库”。

　　其后，又有一批黄金、白银从广州运到厦门。据香港《大公报》记载：此批属于中国政府的金条、银条约160吨以上，自广州运抵厦门，取道运往台湾……

　　厦门，成为给蒋介石坚持内战提供资金支持的最后堡垒。

　　自1948年12月至1949年2月初，运输黄金的任务已大致完成。中央银行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

　　据当年“中央银行”总行稽核处处长李立侠的回忆，“抢运黄金前后分成三批：第一批，也是主要一批，是1948年12月1日午夜由上海装运，总数为200万4000余两，运至基隆；第二批运走52万2000余两，运至厦门；第三批是俞鸿钧辞职以后，刘攻芸继任‘中央银行’总裁，由汤恩伯亲临‘央行’运走19万8000两。前后三批，共抢走黄金277万5000余两。同时运往台湾的还有1520万银元，另有1537万4000美元则存进美国银行的国民党政府账户。”

　　1949年1月21日，***历史上的大事件发生--蒋介石下野。据知情人透露，蒋介石乘飞机抵杭州时神态“甚安祥”。蒋当时之所以“甚安详”，大约是因为台湾的情况和今后打仗的钱，都有了底数。或许，蒋介石也是在笑李宗仁：“你有什么本钱做代总统？***的国库已经搬到了台湾和厦门了”。

　　黄金：从厦门到台北

　　存放在鼓浪屿中国银行地下金库的金银外汇最终去向何处？

　　由于运抵厦门的这些均以“军费”名义入库，所以由蒋介石直接控制，以支持1949年年内与解放军作战之需。99万两黄金与3000万块银元直接运抵鼓浪屿作为军费，而1亿两的银锭则可能直接运到了台湾，三千吨的规模的确太大。

　　1949年7月，存在厦门的黄金继续往台湾运。

　　由于海峡两岸黄金运输，从厦门到台北，多是用飞机，所以当年空军方面目击证人有很多。2004年，就有一位当时住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叫刘存才的人（《世界日报》12月1日）站出来说话。他曾间接参与运送黄金的任务。1949年，刘存才以流亡学生的身份抵达台湾，协防新竹；抵台后，他担任第11中队作战室文书上士，负责登记飞行任务的时间与内容。刘存才说：“那段时间的所谓‘物资’，其实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黄金及银元，但任务登记册上一律写明是‘物资’。正因为负责运载黄金，第20大队被称为‘黄金大队’。”

　　1949年，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土崩瓦解的一年。蒋介石下野十天之后，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2月，“行政院长”孙科把政府迁往广州。4月23日，解放军横渡长江天险解放南京，一个月零四天之后，上海也被顺利解放。

　　为了支持各地战事需要，吴嵩庆旅行频繁，尤其是台湾、厦门、广州（当时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这批黄金银元的支出主要是支持还在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队。5月上海解放前二十天，吴嵩庆还赶到上海与央行商量军费，“将全数数十万亿（金圆券）于三天内拨毕……”，那时金圆券疯狂贬值，一块银元已等值于近亿元。这数十万亿只等于数十万银元。

　　七月，上海解放之后，一块银元的价值已经超过五亿金圆券。

　　1949年9月，厦门所储金银外汇悉数被运台或者做了军费。鼓浪屿作为“战时金库”的作用，不复出现。解放军部队于1949年10月中旬进驻厦门，当月15日开始对鼓浪屿发起登陆战役。

　　10月16日夜，国民党残部退出鼓浪屿。至此，国民政府国库黄金的厦门之旅划上了一个句号。

　　宋子文、蒋经国专程来厦秘护黄金

　　从1949年的报纸来看，当时的媒体对于厦门大规模的戒严与运输船的突然增多，也曾有过怀疑。但起初都以为是运送军火，哪里想到输送的都是大陆半壁河山亿万百姓的身家血汗。

　　国民政府瞒天过海的技巧，体现在方方面面：放弃使用大型军舰运输，而改用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轻型运输舰（昆仑号）、供应修理舰（峨眉号）等不引人耳目的中小型舰艇运输；到港后舰艇并不停靠，而是通过小木船分船输送上岸；金银入鼓浪屿地下金库的过程，全部在夜间进行，路径取偏僻的小道……

　　1949年4月15日，《厦门大报》刊发文章题为《宋子文今午抵厦--一行十余人任务未明》：“宋子文于今日下午乘中行公司专机由台飞厦，一行十余人，四时正抵达，宋氏一行下机后即乘车入市，下榻鼓浪屿海滨旅舍。此行任务未明。宋氏并乘轿游登日光岩，及往西林，附近由宪兵戒严云。”--游日光岩是假，洒烟雾弹是真，宋子文的前戏演得丝丝入扣。

　　1949年4月17日，《厦门大报》再次刊发文章《宋子文来厦任务说是为了黄白物》：“宋子文来厦，行动神秘加上他对日光岩游玩的兴致，更引起许多人的‘不解’，谁也想不到宋子文之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要说他是‘玩玩’而已偏偏是来得这么凑巧，今日的厦门谁也不能轻视它，风云人物的一来一往，多少都带有政治性的，自然宋子文也不能例外……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宋子文此行却是为了存在中央银行和新华银行仓库里的叮叮当当的白银和闪闪璨璨的金条，据说这一部分‘宝贝’，是在去年十二月间由沪运厦的，数目虽然没有正式发表，央行也拒绝公布，但据搬运白银和金条的码头工人们说，至少万箱以上。”

　　1949年4月27日香港《华侨日报》刊发署名“江野”的文章，题为《厦门反对金银外运 要用人民力量加以冻结 结果仍是便宜了豪门》：“……据悉暂存在厦门的黄金有五十万盎司，白银二千二百万美元，二者共值四千七百万美元，数目可算很大……

　　1949年4月30日《星光报》刊发文章题为《传“美龄”号机曾降禾山机场》：“本报讯前（廿八）日，有巨型机一架在禾山机场试降，旋即起飞而去。据传，该机为‘美龄’号，惟未得有关方面证实。又该机试降结果，不甚完满。经于昨由数工人动工铲平机场地面。”--对当年这则不起眼的短消息，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认为，有很大可能该机装载的就是比较沉重的东西--黄金。装完之后立刻起飞，由于超载而使得跑道有所损坏--1949年的机场跑道可不像现在的跑道这样质量完善。

　　而在蒋孝严的自传《蒋家门外的孩子》里，则披露了蒋经国曾到达厦门视看黄金运输的一段家事。“……五月二十六日，经国先生刻意安排我们搭乘忠字号一零五登陆舰，装有故宫文物和中央银行的黄金，有特别的戒护，他比较放心。起锚前，他还赶到厦门上船，以巡视古物及黄金是否装载妥当为由，来向外婆道别，并看我们这对双生儿子最后一眼。”

　　对祖国大陆国库密运到台湾的几批金银，蒋孝严之父蒋经国称之为“全国同胞血汗之结晶”、“国脉民命。大量的黄金、银元在台湾发挥的作用，蒋经国也曾有过这样的评价：“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况早已不堪设想了。”

　　助台渡过初期难关

　　综合各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记述，从国库密运出库的黄金、白银，最后都运到台湾。美国驻法国及前苏联大使蒲立德曾在《展望》杂志发表文章，他在分析1949年和1950年台湾的经济与财政时指出：“台湾面积仅为波多黎各的4倍，它怎能维持60万的武装部队呢？这完全靠蒋先生将大陆的黄金运台才安定台湾官员的生活。没有蒋先生由大陆运台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台湾的经济将被通货膨胀的洪流所淹没。”

　　1960年，最先参与密运国库金银这件事的俞鸿钧在台湾去世。他参与密运黄金抵台成为“头等功劳”，受到台湾各报的赞扬。而在蒋介石去世后，台湾的国民党党报为蒋经国由“行政院长”升任“总统”大造舆论时，也将密运黄金、白银这件事作为蒋经国的重要“政绩”大肆宣传。

　　对祖国大陆国库密运到台湾的几批金银，蒋经国称之为“全国同胞血汗之结晶”“国脉民命”。大量的黄金、银元在台湾发挥的作用，蒋经国也曾有过这样的评价：“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况早已不堪设想了。”由此可见，没有从上海经厦门转运台湾的国库金银的“输血”，很难想像今天的台湾是个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