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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一项独立的罪名，首次出现于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单行刑事法律中。1997年刑法修订时予以吸收。20年来，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该罪争议不断。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8月25日开始在北京举行。据悉，正在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行的最高刑期从5年提高到10年。

　　全国人大此次修订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意，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有了更强的社会基础。但也有人质疑，操作起来沦为“筐”的事情仍然难以避免。更有甚者，干脆呼吁取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此，请谈谈你的看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为贪官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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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修订的信号意义】


毕诗成
　　新华社援引业内人士的话称，本次刑法修改的重点是进一步加大对金融违法行为和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不难看出，将已经成为模糊地带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提高最高刑期，也未尝不是一个清晰的反腐信号：中央层面在继去年着力加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基础上，今后也必然不断地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越发猖獗的权钱交易。

　　当然，即便有很多的民意支持，这条略有悖论的法律条文也不是一提刑期便万事大吉。即便最高刑期提到10年，操作起来沦为“筐”的事情仍然难以避免，所以，它仍然需要不断地优化。比如，有专家认为量刑标准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应该有所区别，有专家认为应该按“巨额财产”的数量划分不同的档次进行量刑，上不封顶；也有律师认为，司法机关在查处这类犯罪的过程中，关键是要盯紧贪污受贿犯罪背后的犯罪，如伪证罪、包庇罪、妨害作证罪等，以程序正义最大程度地防止落马官员将腐败所得装到这个“筐”里。这些真知灼见，都应该经过严格论证，通过适当的途径最大程度地反映到法律当中——毕竟，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在不断的探索修改中完善的，不可能指望一朝修改而一劳永逸。重要的是，不能放弃不断优化的尝试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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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成为贪官的梦魇】


杨 涛

贪污腐败之所以难以查处，除了贪官织就的强大的关系网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司法查处的难度很大，成本很高。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也与国际上严厉打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和贪污腐败的趋势相吻合。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有利于严密法网，更加严厉打击腐败现象。当然，仅仅是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还无法完全发挥这一罪名对贪官的威慑力，在提高法定刑的同时，我们还需加紧出台《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和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起刑的数额等配套措施，才能真正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为贪官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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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如取消】


信息时报

官员既不需要承担财产申报的义务，又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道“免死牌”，可谓两头占便宜。只有对官员财产收入情况的监控机制高度健全、并且正常运转，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一项独立的罪名在反腐败斗争的独特作用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因此，在国内官员财产申报法律缺位的现实情形之下，应当取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罪名，而将国家工作人员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以贪污罪或贿赂罪论处。实际上，国外早有了这样的立法例。新加坡1988年《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就规定，“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在本法公布实施之前后已经占有而该人又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满意解释时，其财产应视为贪污所得”；文莱、印度的法律规定，对财产来源不明的情形称为“拥有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财产”，以贿赂罪处罚。 
　　有人可能担心，将国家工作人员“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以贪污罪或受贿罪论处，会不会过于武断、会不会伤及无辜？这样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巨额财产的来源，其实当事人心知肚明。如果“不明”巨额财产一概被“推定”贪污、受贿所得，而当事人仍然“不能”、“不愿”说明来源，这显然是在掩盖比贪污、贿赂更为严重的罪行，因此，那些对自己家产“记一忘十”的贪官并不会被“冤枉”。 

　　而如果保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即使将其法定刑提高到10年的有期徒刑，仍然与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也仍然避免不了行为人拒不供述贪污、受贿犯罪而“乐意”被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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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贪官的华容道？

2008.8.26 《扬子晚报》

盛大林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建议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

　　受贿十万元，最高就可以判处死刑；而几百万甚至上亿元的“财产来源不明”，最高却只能判五年有期徒刑。这意味着，受贿者如果拒不交代，而司法机关又找不到证据，那么贪官就可以“四两拨千斤”，以极小的代价抵消严重的罪行。不过，法律做出这样的规定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众所周知，“无罪推定”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那么他就应该被认定为无罪。如果严格遵循这样的理念，那么“来源不明”的财产即使再多，也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再者，“沉默权”也是现代法治普遍认同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犯罪嫌疑人也有权“拒不交代”。而且，“拒不交代”本身就是一种“有罪推定”，因为它隐含的前提就是嫌疑人肯定有罪——如果没有犯罪，就不存在“拒绝”交代的问题了。

　　不过，任何制度都有一定的弊端。比如有些案情确实比较复杂，要查清犯罪嫌疑人受贿的犯罪事实确实非常困难，同时也不能排除一些办案人员消极侦查甚至有意无意为犯罪嫌疑人减轻罪责的可能，这些都会在客观上形成一条“华容道”，从而让一些贪污受贿者逃避掉法律的惩处，损害公平公正。因此，有必要在这条可能的“华容道”上设置一道门槛，以防贪污受贿者“零代价”地逃脱制裁。

　　公平正义是法律乃至整个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高于“无罪推定”等任何工具性理念。虽然规定“财产来源不明”确有“有罪推定”之嫌，但如果规定得当，那么在实质上就是对公平公正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