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贴人：222.248.11.*发贴时间：2007-5-31【复制本帖地址】[必看]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有过两次决定性的战役,强渡嘉陵江和百丈战役(或者应该叫康泸天芦名雅邛战役)。

相对于强渡嘉陵江,知道百丈战役相对比较少！今天网上乱爬，偶然发现了此文章，觉得不错，发给大家看看！也借此怀念跟随徐总指挥走过长征路的我的先辈们！斑竹应该放行吧……

1.前言
    雪山草地与***分道扬镳张国涛、徐向前等，率领8万红军主力部队南下，为进入川西平原建立根据地，与川军重兵集团在名山县百丈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决战，遭受惨重失败。这是红军长征时期仅次与湘江战役的大血战。这一战决定了南下路线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 张国涛和四方面军的命运，早在这一仗就锁定了。张国涛、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李先念、许世友……以及许多被有意或无意淹没的名字和这场战役连在一起。 　   

2.分裂与生存   
    南下北上之争的结局：留在雪山草地的红军主力“四方面军”的怨气——为荣誉和生存而战。   
    1935年9月10日深夜，川西北高原的川甘交界处，接到密令的一支红军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北方开拔了。这支队伍包括***为首的***中央机关，红一方面军中林彪的一军团，彭德怀的三军团，以及一些直属分队，总共约八千人。   
    第二天早晨，当身为红军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从睡梦中醒来，才“大吃一惊”地发觉这些队伍已经不辞而别，连昨晚还与们在寺庙里同居一室的参谋长叶剑英，也带着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地图溜之大吉。徐向前“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几个月来关于南下和北上的争执，便以如此结局告终。   
    在右路军的左后方，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已经从草地退回。所有在红军总司令部指挥下的部队重新集结于川西高原。包括四方面军的绝大部分，和一方面军的5、9两个军团，加上一些后勤分队，总数达8万。   
    根据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对红军领导机构的调整，这支大军的领导人如下：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涛；   
    中央军委***朱德、副***张国涛；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   
    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主任 李卓然；   
    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31军军长王树声、政委詹才芳；5军（原一方面军5军团）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第32军（原一方面军9军团）军长罗丙辉、政委何长工；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兼）、政委何畏。   
    这就是说，此时整个红军的指挥机构和两军会合后的绝大部分红军部队仍然留在川西北高原，一切行动命令也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的名义下达。基于上述事实，跟随***北上的那支队伍，很快便起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支队”。   
    中央1935年7月18日所作的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任命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所以教科书上张国涛“机会主义”、“右倾逃跑主义”、“分裂”之类的罪名，最初是张国涛扣在***等人头上的。   
    9月15日，张国涛在阿坝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干部会议，张国涛称参加会议的有3千人（也有材料说是1千多人），主题是“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会议气氛相当火爆，四方面军的干部大泄怨气，对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言辞之激烈，不亚于后来在延安对张国涛路线的清算。   
    这个怨气不仅仅张国淘煽动的。徐向前说：……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 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连徐向前都憋着一肚子气想不通，更何况他手下那些年轻气盛的将领。）
    张国涛在《我的回忆》中称，会上“第5军团和12军团（应为9军团——作者）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的行为不当。他们指出第5军团和12军团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发言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概。董振堂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董振堂曾是冯玉祥部的师长，1931年底在江西宁都起策动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1936年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的战斗中阵亡——作者）实际上从江西到四川，5军团一直干的是断后和佯动吸引追兵，牺牲惨重却默默无闻。中央红军的内部倒戈给四方面军对中央的反对情绪火上加油。  
    这个对***等人的出气会，也是南下作战的动员会。在张国涛和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看来，北上是畏敌逃跑，南下是积极进攻。对中央不满情绪的激化，则给南下“进攻路线”增加了一种情绪化的色彩：对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来说，他们要用英勇的战斗和伟大的胜利来洗刷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队的荣誉；对张国涛来说，当然是要证明南下路线的正确以取而代之。  
    撇开权力斗争的因素，关于南下和北上的争论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红军的生存，或者说到那里才能生存。张国涛认为南下有利，***等认为北上有利。张国涛的打算是南下到四川和西康交界的一带建立根据地。他认为这一地区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川西平原，如果能够站住脚跟，粮食的供给、兵员的补充和战略上的进退应该不成问题。这个方案他与坚持北上的中央领导人争论过多次。  
    当8万大军重新回到阿坝高原，生存的问题更加严峻。在这片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当年不过区区二三十万人口，所谓的县城不过稀稀拉拉几十间破破烂烂的房子，标在地图上的地名和历史记载的重要会议的会址，或者是一家当地富户的房子，或者是一座孤零零的寺庙。从6月到9月两军会合后三个来月的时间里，能够收集到的粮食、包括当年收成的青稞几乎已经吃尽。短暂的夏季已经过去，10月以后的高原上已是寒气袭人，部队身上还穿着春夏之交进入高原时的单衣。严酷的冬季步步逼近，继续滞留无异于等死。  
    此时此刻，南下——解决8万大军的生存问题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