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刘亚洲将军的《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甚为好奇。
少壮军官要殉道，而且还是殉“自由思想”的道，中国政治看来有新气象。但是仔细一读其文，发现他对“自由思想”的误解，或者说我对他“自由思想”的误解，不是一点点。
我发现，刘将军的“自由思想”只是“自由的思维”（Free thinking），或者是“内心的自由”（Inner liberty），决不是我咋看标题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思想”（Liberalism），或者有些人理解的“思想自由”（Liberty of thought）。“自由的思维”只是一种思想状态，关在牛棚里的囚犯也能享受到；而“自由（主义）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描绘了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任何人不受其他人随心所欲的支配（Independence of arbitrary will of another）；而“思想自由”则是这种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内容。尽管“思想自由”离不开“自由的思维”，但是“自由的思维”决不是“思想自由”的全部。“思想自由”不仅仅是大脑的自由，它必须包括嘴巴和钢笔的自由。
而刘将军理解的“自由思想”恰恰只是大脑的自由。当然，这个自由人们早就拥有了，从来都没有丢过。问题只是人们“都不讲真话”，不是人们不老实，而是不敢讲。但是不要紧，将军拍拍胸脯说，“那就让我一个人来讲真话好了”。刘将军知道“在中国，讲真话真难啊”，但是他想到的不是努力促进相关的改革，改变这种可悲的现实，让人们敢于“讲真话”，而是自作悲壮，替天行道，为所有自由思想出声。刘将军若真有勇气，应该发一封公开信给所有知识分子：“以后你们所有不敢说的话，email给我，我来说。”但是好像刘将军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刘将军的“真话”不仅是他自己的真话，也是大家的“真话”，天下人的“真话”。刘将军啊，是不是“三个代表”学走火入魔了？
当然，说真话毕竟是件不容易的事，将军的胆量还是有些。但是真话要清清楚楚地说，明明是“我愿意做自己的自由思想的殉道者”，不要硬做“天下人的自由思想的殉道者”，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
刘亚洲最关心什么？
毫无疑问，刘亚洲很爱国。他也相信马克思主义，并希望马克思主义来“整合文化，统一国家精神”。他也曾说，“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因此自然也同情“自由思想”，不管这是什么意思；也赞同宪政和法治，还知道“有宪法并不等于有宪政。有了法律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法治”。总之，跟很多人一样，他有很多想法，很多关怀。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既是民族（国家）主义者，又是社会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这三个主义，虽然在有些年代有类似的利益追求，但是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哈耶克用一本《通向奴役之路》，说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由主义的不兼容，说明那些做着自由梦的社会主义者的幼稚。极端的民族（国家）主义，或者变成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或者变成军国主义，如日本；两者都和自由主义不容。同样的，民族（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也没有永远的蜜月，当斯大林要求中国加入苏联的时候，就被本质上是个民族主义者的毛泽东断然拒绝，不管这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多么有利。
因为这些本质的冲突，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什么人，要看他最关心什么。因为这个最关心的东西，他会在必须从中选择的时候把其他的关心都抛弃，不管他曾经认为他们多么重要，多么不可抛弃。30年代日本的统治者不是认为自由毫无价值，但是比较他们的大东亚帝国梦，自由就可以抛弃。大正年间（1912－1925）的东京曾经有亚洲最发达的文化娱乐产业，但是随着军国主义的泛滥，昭和军人迅速摧毁了这个产业，以保护他们的“大和魂”不被腐蚀。
读刘亚洲的《大国策》，我知道他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强大。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自由思想、民主、法治这些东西之所以受到他的青睐，是因为他觉得它们对国家的强大有用。如果要给他扣个帽子，我会写上“民族主义者”，或者“国家主义者”。“文武双全”的刘将军认为国家的强大不应该仅仅体现在物质上，还应该体现在文化上。但是建设这个强大的文化，这个“可以包容各种思潮，但只能有一种国家精神”的文化，他认为需要马克思主义来“整合文化，统一国家精神”，而且是“当务之急”。于是他“相信”马克思主义。在物质上，他认为“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的每一次真诚的尝试，都指向社会主义”，“落后国家走向强大的每一次努力，也指向社会主义”，因此他要“坚持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
但是如果他通过学习中西方文化史，以及新中国的“革命实践”，意识到文化的发达总是发生在没有“统一国家精神”的年代，意识到马克思挂帅的“统一国家精神”不可能“包容各种思潮”，他一定不会要这个“统一国家精神”，于是也不会要马克思主义，甚至会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崇尚“参差多态”。如果他学一点经济学，因此了解到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了解到目前的经济腐败不是因为缺乏“社会主义信仰”，而是因为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导致的权力寻租，他也不会那么狂热地“坚持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甚至会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崇尚“小政府，大市场”。
令一些改革人士开眼的是，刘将军也鼓吹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改革的动力已经接近极限，我们需要新的刺激点”，还认为“把稳定看成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是实现稳定的手段，这正是苏联解体的悲剧根源之一。”但是再看他的改革内容，我不得不开始怀疑他的诚意。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民主放权，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另一方面则是励精图治，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试问，一个巩固一党执政的“民主”是什么民主？当然，也许刘将军是真诚的，只是不知道民主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说，“民主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法治就是使听不见的声音被听见”－－我没有想通其中的深义。如果他知道民主和法治究竟是什么东西，然后又认为它们对他的大国梦不利，他也一样抛弃它们。在政治生活中，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官僚政治，傻人总会有傻福，因为他们分不清是非黑白，所以可以真诚地拥抱一切美丽受用的字眼。但是刘将军，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也是让我恐惧的是，一个太子党空军中将如此自信地说“傻”话。他不是一般的文人。一般的文人只会点滴地改变人的思维，以影响和促进改革；刘将军所想做的、所能做的会远远不止这点。他的理想是从上到下的实践他的主张，他说：“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还说：“中国真正的精英和真正的改革者，有一大部份在军队里。”
刘将军如此爱国，并以天下为己任，本来是天下人的福分。但是他虽然学会了写漂亮的文章，学会了喊漂亮的口号，但是就是没有学会怎样爱国。他的无知、自大、和他的枪杆子，恰恰给中国人的前途抹上了令人窒息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