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深圳市零售商业协会旗下的46家会员商家，因为不满该市银行收取刷卡手续费率太高，集体拒绝消费者以刷银行提款卡的方式付款，试图向银行施压。
这场“银商之争”也延烧到多个城市，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后来更建议取消商户的刷卡手续费标准，由银行与商户协商自主定价，鼓励适当竞争。
“银商之争”是中国当前炽热经济活动出现的一场小风波，不过，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署长葛明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由政府直接插手，还是没能根本解决问题，他认为：“如果由行业协会之间对话，更容易化解，达成共识。”
1980年推行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政府就开始自上而下设置所谓的“行业协会”，并对外称行业协会是民间组织、群众组织，但正如广州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指出的：“（这些行业协会）其实就是官方组织。它有领导、机构组织，并且被纳入政府财政编制里去。”
一些官办的行业协会，倚仗强势的政府背景，不但不能真心实意服务会员企业，甚至借政府部门权力进行敛财，引来“二政府”的骂名。
但在2005年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统筹起草了对行业协会改革的指导意见，并以部分行业与城市为试点，而深圳、温州、上海、北京等不同城市都有不同的改革方式。
其中，在民营企业超过企业总数80%的深圳，步伐特快。深圳原有8个官办的行业协会，但随着民营经济在1990年代的崛起，由民营企业自发组成的行业协会，数量早就多过政府主导的行业协会。
深圳福田区总商会副秘书长黄东和说，民营企业因为企业规模小而且零散，除了需要行业协会提供信息共享之类的服务外，比国有企业更明白“团结就是力量”。
在民间“先走一步”的带动下，深圳市政府也在2000年把行业协会的改革提上日程表，去年更成立了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任务是把原本分散由各部门监管和指导行业协会的政府职能集中起来，负责培育和管理所有的行业协会。而叫做“服务署”，顾名思义就是要强调它提供“服务”，而不是“管理”的功能。政府通过这个管道能够更快捷把企业界的要求、困难与问题传达给政府相关部门。。
葛明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感到政府有很多管不好，也不该管的地方。我们慢慢觉得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应该有一个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
要与国际接轨
葛明坦承，中国行业协会、商会和外国同行在运作上还有很大的距离，不能进行国际对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五年过渡期即将结束，中国政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兑现入世的承诺。
郭巍青认为，中国政府已意识到，在全球化的经济时代，越来越需要有行业协会。“现在讨论贸易纠纷、市场地位，人家会问：你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协会？单凭这一条，你（中国）就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标准。”
如果所有经济问题都由政府出面处理，将缺乏回旋余地。如果合资企业发生劳资纠纷，政府将面临要替资方或帮劳方说话的尴尬局面。
虽然中国政府改革行业协会的出发点，带有工具主义的色彩，郭巍青仍予以肯定：“让行业协会还原到公民社会自我协调、组织、管理的原初意义，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历史上，欧洲议会民主制度萌芽于大城市中的“行会”制度（guild system）。中国行业协会不涉及敏感领域，改革风险不大，政府因此也在关注、总结政治改革可以借鉴的经验，葛明不讳言：“中国的政治民主，将来很可能就从这些非政府组织摸索出一条路子来”。
深圳153家行业协会
再没有官员兼职
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成立第一年的工作，就是政府官员退出行业协会，让属于企业的行业协会“回”到民间去。
今年第一季度（3月份）就有201名官员从69家行业协会辞去兼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职务，由协会内部以民主选举产生新领导人。目前，深圳全市153家行业协会再没有官员兼职。
而服务署也将设置一个退出机制，如果某行业协会属下会员、市场和政府的评价，证明该协会没有存在的价值，服务署会提请民政部门注销。政府只扮演定规则的裁判角色，不直接干预。
目前，深圳的行业协会已经由会员自由提名参选人，通过差额选举常务理事会，再自下而上选举秘书长、副会长、会长，每名候选人还必须在投票之前宣扬自己的施政理念。在香港和台湾资本占主导的行业里，港台人士也可获选为协会领导人（社团法人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