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问题上“让步”能达到目标吗？_历史上的今天：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图) --- ido.3mt.com.cn

未来的中日关系，最坏的可能是对立加剧，最好的可能是合作深化。

　　在中短期，中日关系中存在着不少消极、对立的因素。例如，在全球政治层面，中日之间的利益与价值不尽一致；在亚洲层面，中日两国各自在亚洲的利益差异很大，两国的亚洲政策出入不小，同时，与在亚洲有着巨大存在的美国之关系差别很大。我们到底如何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建立中日关系的新模式？在历史问题上“让步”就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吗？中国把日本当作政治大国看待，甚至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日关系就自然升级了吗？

　　这里，最不确定的是，日本是否真的会对中国的中日关系“新思维”积极回应。当前，日本保守势力不愿意承认正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一些日本舆论评估，中国改善中日关系的举动不过是改善“周边”环境努力之一部分，并以中日关系改善带动中美关系（降低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因此我认为在现存美日关系下，即使中国明确发出“中日接近”的积极信号，日本除了感到中国对日本有所求外，不可能实质性地（指从中日联合的意义上）积极回应这个外交信号。借助日本之力量平衡美国，甚至所谓“联日抗美”，几乎是不切实际、缘木求鱼之一厢情愿。如果未来中美关系恶化，相信日本不会站在中国一边，也不会保持中立，而是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

　　未来中日到底是对立加剧还是合作深化，两国各自的政策是一个重要因素。以下为笔者对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些不成熟意见：

　　●认真研究２０世纪后期日本国家演变的历史与发展方向，明确区分２０世纪后期的日本（总体上是一个政治民主化与走和平主义道路、并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家）与２０世纪前期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执行军国主义政策）的本质性不同。关注现在日本小泉政府的改革成败、日本现行民主政治对日本国家方向的影响（日本重新武装的限度）、日本在亚洲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日美关系的未来等长期而重大的问题。在全面研究、重新审视日本的基础上，决定我们对一个新兴的“正常国家”日本的态度和政策。

　　●在历史问题上，一方面，中国的基本原则确实应不因这个问题的存在而妨碍发展中日关系。日本所谓中国打“历史牌”的指责是不成立的。但是，另一方面，要极力避免迎合日本一些势力的要求而落入“超越”历史问题的陷阱。２０世纪上半期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倒行逆施是个历史事实（不管人们如何记忆这段历史）。而历史是与现实、未来相互连接的。不要历史，中日关系怎么会有未来？“超越历史”是含糊不清的提法，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如此行为有可能付出国家道德代价。

　　●寻求撬动中日关系的其他杠杆。这里笔者提及三点：第一，如今亚欧对话机制已经建立，中日都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中欧可以在建立多边世界秩序上达成共识，多边主义秩序其实也符合日本的利益。这样，通过亚欧机制，不仅有所降低日本对美国单边主义的依赖和支持，而且可以带动中日关系的发展。第二，中国如果能在现有东亚合作框架下继续巩固、提升与韩国、东盟的密切合作关系，形成中国—韩国—东盟东亚三边，自然增加日本在东亚合作上的紧迫感，减少日本在东亚合作上的犹豫、矛盾、防范、竞争心态。第三，从积极发展中美合作而非消极防范中美冲突的角度推动中日关系，即传统上讲的“中美日三角关系”良性互动。中美关系搞好，中日关系相应地也会朝良性方向发展。

　　●“正常（普通）国家”是一个关于国家对外发展方向问题上的新范式。该范式可能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值得重视与肯定。只是，不同国家的“正常国家”的内涵不同。有意思的是，中日两个大国在新时期的目标其实都是“正常国家”，不过，它们的内容、方向不同。日本的正常国家范式包含着让亚洲邻国担心的再武装因素，而中国的正常国家范式则是成为全面参加国际社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负责任大国。按照“正常国家”范式，中日关系其实需要“再正常化”：在两国各自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正常关系，最大化合作、最小化冲突。至于如何具体定义、理解中日关系这种“再正常化”，人们可以展开充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