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历史理论与历史学理论（何兆武演讲 柯锐思笔录）
时间2000年10月24日星期二
历史与历史学理论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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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的历史是指文明史，不过6000年，顶多7000年，是人类思想的历史。柯林伍德说人类历史是思想史，这句话如加以限定不绝对化对待的话，有一定道理。
近代化、现代化英文都是一个词：modernization。近代以前是农业社会的历史，是年年的单纯再生产。近代以后的生产是扩大再生产。近、现代以来，我们的生活不断改变，归因于近代的科学与技术。近代科技发展如何成为可能？需要许多条件，更需要思想的配套。中古社会所有的知识都在经学中，束缚人们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所有人都是代圣贤立言，这种思想不会有出路。近代出现了供科技发展的思想条件，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当然政治、经济条件也不容忽视。
中国近现代化的心路历程：18世纪末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到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乾隆仍以“天朝上国”自居。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中国人第一次觉悟，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而所谓“夷之长技”，无非是西方人的坚船利炮。第二次觉悟则在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中，认识更进一层，开始学习声光化电、科学技术。19世纪的最后10年有了第三次觉悟：进入到政治制度层面，开始变法维新。梁启超、王国维、严复、林纾翻译大量西方哲学、政治、文学著作；王国维译介康德、叔本华；严复通过赫胥黎《天演论》译介达尔文、亚当.斯密。中国人终于发现：夷人除了物质生活丰富外，感情生活也同样丰富。真正确立近代化思路的还是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
世界上只要有一个民族进入近现代化，其他民族迟早也要进入，这是一条不归路。
5500年的传统社会，由于生活单纯，没有进步观念，于是形成两种史学理论：中国的五德终始说，这是一种循环论的史学；西方基督教世界则为神学目的论（Teleology），认为历史是一场神圣的戏剧，从生到死，从兴到灭，天意贯穿其中。近代日裔美国人福田（Fukoyama）撰《历史的终结》，认为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发表，人类历史已告完结，实际上也是一种目的论的史学观。
西方近代化自16世纪开始。17世纪西方建立了牛顿的古典体系。18世纪法国的分析学派据之解释一些史实。牛顿体系一度风行一时。英国诗人A.Pope说：世界处于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来吧。于是牛顿来了，世界变得光明（大意）。拉布拉斯也说：世界只有一个真理，被牛顿发现了，他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译介牛顿体系到中国的是李善兰，他曾说牛顿体系“铁案如山”，坚不可移。
19世纪牛顿体系获得极大成功，以至于人类的一切知识都要向牛顿看齐，历史学也不例外。当时史学权威历史学派（或成历史主义）代表兰克（J.Rauke）也要象牛顿那样为历史学建立一个体系，使历史学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法国孔德（H.Conte）（实证主义（Positivism）代表）提出社会动力学，是将历史学等同于物理学一样的科学。
中国30年代的科玄论战实际上是19世纪实证主义的那一套，已比西方晚了一步。到了60年代北京历史学会会长还作了《历史学是怎样成为科学的》。我认为，历史学也具有两重性：一种意义是科学，它不能反科学（人不吃饭会饿死）；而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毕竟是主观的（荆轲刺秦王，陶潜与司马光各有不同看法）。事实只有一个，理解却有不同。历史之所以不断改写，是由于我们的认识在不断进步。
工业革命的成功，使人们忘乎所以，以为人定胜天；进化论的风行，使人们觉得必定后胜于前。这是19世纪遗留给人类的两大遗产。
19世纪末自然科学的革命，才将历史决定论彻底改变。原因有二：一是自然科学的“不确定论”给社会科学以影响；二是一战的浩劫使西方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进步观彻底破灭。此时德人斯宾格勒（O.Spengler）写了一本《西方的没落》，姑不论历史学是否有生物学上那种生命的周期，但是由于它投合了战后西方人的心态，从而大行其道。从此，人文思潮开始向不同方向发展。
对历史学的反思，首先是由哲学家开始的。德国的新康德学派（Neo-Kantism）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薄弱，在第二国际喊出了Return to Kant 的口号，被第三国际斥之为机会主义。我认为思想是一回事，政治立场、阶级属性又是一回事。他们认为：一、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不同；二、人文科学脱离不了人文的动机，永远贯穿着一种价值论。科学是没有价值含义的。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功绩是将历史规律论打开了一个缺口。
法国分析学派（Analytic Philosophy）多为自然科学家，也包括罗素。他们从语言分析出发，寻找什么是有意义的话。比如“物极必反”，没有“反”则说没到时候，类似菩萨庙中的“心诚则灵”，不“灵”则“心不诚”。他们确实澄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无意义的话是一种概念式，只是用概念来满足我们的一些要求。分析学派30年代在英美风行一时，直至前几年。此学派的缺点在于：只重技术操作，而把最重要的漏掉了。正如章学诚所说“异端者，各得大道之一端也”。
与分析学派对立的是大陆学派，他们不从语言入手，注重生命体验，力图寻求生命的意义与真谛，如法国的萨特。他们都对历史研究有影响。
法国的年鉴学派（Annals）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将历史分为长时段和短时段，企图从短时段看出长时段，即历史的本质。他们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经济上，这一点深受马克思影响。
心理学派，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的S.Frend（弗洛伊德）。他们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是由其心理支配的，而非什么阶级地位。
还有一派，姑且称之为后现代（Post-modernism），他们又回到前现代的老路上去。古代文史不分，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即文学。历史靠语言文字来表达，而语言文字企图表达一门科学是远远不够的。人文科学有人文的感受，而自然科学是纯理智的。
历史是人创造的，是自由人的自由事业。康德说：上帝创造世界，就给世界立法；但上帝又创造人，又把自由交给人。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要犯很多错误，如果有什么人事先预定好了，则不会犯错。打仗要追究战争罪犯，如果说历史有什么必然性的话，则也用不着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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