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每年一次的惯例， 10月8日—11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因其主要研究和审议关乎中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久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向的"十一五"规划，而引起国人和世人的高度关注。
根据全会公报对"十一五"规划的精神阐述，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作为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以来着手制订的首部国家发展蓝图，"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寻找和谐"，即以"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重点关注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中国迄今27年的改革可以粗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9年之前，积贫的中国人在体制变革的推动下，透过还很狭小的市场之门，焕发出巨大的创造性，并由农村社会为起点，渐次延伸到城市经济，以"承包"和"搞活"为特征的做大蛋糕的改革途径，让中国各群体对改革有着巨大共识。1990年代早期，改革虽经历了短暂的退潮，但1992年后却以更猛烈的市场化实践展开。在同期全球化的庞大力量冲击和拉引下，被"发展就是硬道理"和"黑猫白猫"思想所解放的中国迅速脱离了旧的计划体制，以空前开放的姿态汇入过去被认为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但在中国改革的这第二阶段，在以惊人速度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一次规模和速度更为惊人的瓜分蛋糕运动，也伴随着旧秩序的崩溃在中国社会掀起。1990年代后期开始，对公有财富的瓜分和攫取，更进一步演变为强势群体对弱势者的财产掠夺。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然而与第一阶段各阶层都从"商品化改革"获益不同，第二阶段的改革在很多层面越来越走向零和游戏。新一届领导集体坦承，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根据官方机构测算，中国东部最富的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差距扩大到10余倍，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达到3.23:1，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10%最高收入家庭则占到45%。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提供的数字更令人战栗：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元；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
中国领导人已经密切注意到空前繁荣掩盖下的发展失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的严重性，并意识到了它对社会生态及对代际问题的巨大危险。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不仅社会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断裂，民众对改革的共识也在破裂。由于一些改革带来的结果并非所宣称的共赢，而是不合理的分肥和"合法"旗帜下的掠夺，是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再一次的利益最大化，是让"沉默的大多数"再次承受改革的代价和遥无终期的阵痛。改革的某种合法性已经遭到利益被损害的弱势者的质疑，他们不得不担心改革意味着失业和下岗，意味着生活负担的加重，改革——即使是那些被设计者设计得花团锦蔟、好似一举十得的改革，在事实上再次成为掠夺他们利益的工具。近两年，国企改制及教育、医疗卫生、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所受到的广泛批评乃至直截了当的否定，都是"改革恐惧症"和民众对改革这面神圣旗帜产生警惕的集中体现。
这是中国27年改革至今的最大挑战——它面临失去群众基础的危险。事实上，就在"十一五"即将到来之际，一场重新反思市场化改革的论战正在底层民间和学术圈内展开。同近几年对股市是"先治病再救命"还是"先救命再治病"的大论争一样，此次关于改革的论战也有完全不同的两种观点，一些学者提出，需要将改革暂时搁置，因为改革可能引发更多的矛盾；另一些人则认为，矛盾越多越尖锐，越要求通过加快改革来加以解决。
2003年8月，本刊曾发表题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的封面故事，吴敬琏、钱颖一等学者也不断强调，中国应走向法治下的好的市场经济，而要防止权贵资本化的坏的市场经济。事实上，市场和改革都本无好坏之别，但市场经济改革的结果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好坏区分。我们今天要警惕和反对的不是市场化改革——尽管市场确实有诸多失灵之处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与公共服务——而是强势群体再以改革之名，将改革演变为对公财和私产的瓜分与掠夺；我们要认真探究的不是效率和公平哪一个优先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各群体都有公平的机会享受市场提高效率所带来的福利。
我们亟需建立这样的改革共识，即改革的惟一目的是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新体制，这个新体制不仅是为了增长和发展，更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谐与共享幸福。而要建立这样的新体制，重新唤起民众对改革的热情与信任，则必须用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它意味着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分配方面设立多方利益主体公平博弈的机制，使13亿国人"共同参与发展的机会，共同提高发展的能力，共同促进发展的水平，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有了这样的共识，中国改革的第三阶段——和谐改革，才能找到强大的驱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