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题目 司马迁与游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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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200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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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为游侠列传，第一次集中展示这些闾巷、乡曲之侠的动人风神，令后人想望不已，似乎也藉此对“侠”的形象、气质加以整合、规定，以至一言而为天下法，为后世论“侠”者所本。除《游侠列传》外，《史记》一书中涉及游侠这一群体及现象的文字为数尚多，下文试结合这些材料，略陈己见。
一、司马迁与韩非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序》）
《游侠列传》开篇序言径直引述韩非对“侠”的界定，即所谓“以武犯禁”。可以说，韩非对于“侠”的认知和界定，司马迁是理解并认同的。只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的评价经由司马迁再次标举遂成经典，从而使得后人往往囿于此说，而不能由此上溯，对韩非的“武侠”观及其与司马迁的认知之间的关联认识似有不足。兹再例举韩非之说，略加探讨，
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韩非子•五蠹篇》）
韩非于此，以法治立论，对“侠”加以批判。首先，指出“群侠”无视国家法制和社会道德、以暴力（“武”）介入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逸出社会常规，是对国家法制体系和社会正常秩序的干扰与破坏。而在任何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安定的社会中这样一个群体及其行为都应该是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这本就是古今通义，无可非议，所不同的是，韩非是站在封建法家立场批判“武侠”，故往往为后世论者所诟病。其次，韩非在明确所谓“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的现实情势下，对侠“必攻”、“随仇”之“廉”、“贞”的人格特征加以揭示，一面继续强调其“必攻”、“随仇”的暴力特征，一面也在客观上透露当世尚武复仇之风，亦即一种“武侠”的社会认同的心理基础和可能。况且“廉”、“贞”乃至“侠”之定性与定义行为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性认知乃至认同。再次，韩非也在一定层面上揭示侠——准确来讲是刺客、死士之侠——为其主使所礼遇乃至豢养的身份地位和“私剑”的非社会公义性，而侠与刺客、死士之历史渊源以及刺客与其主使之遇合之于侠客之间之交结的心理祈向问题也由此得到某种暗示，关于这一点下文将有所阐述。此外，“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云云，似乎也可以视作司马迁诸人论游侠必溯源至战国养士的论调的先声，所谓“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汉书•地理志》）一层得以凸显。
韩非《八说篇》中又有“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的表述，陈其猷《韩非子集释•八说》引松皋圆《韩非子纂闻》云“弃官而爱交友者，如虞卿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旧友魏齐同行去赵之类”，大抵可信。所谓的“有侠”在这里竟表现为“弃官”而“宠交”，则“侠”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当时一部分社会人群的人际交往之方式与态度——在后世司马迁、班固、范晔诸人也都有“任侠并兼”、“任侠交通”之认识与表述。此义又似与所谓“人主兼礼之”、“以私剑养”胎息相通，即上文提出的刺客与其主使的遇合之于侠客之间的交结的心理祈向问题，笔者以为由君王卿相对游士、游侠招纳、礼遇之具体方式更进一步，则可以促成一种基于这种实际功利——即《史记•刺客列传》豫让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泛化并且也简单化了的部分社会人群人际交往中“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引如淳语）的心理模式的定型，以此构建游侠之间彼此认同、交结和行事的心理基础。此一层意思似乎可以从战国末年侠士田光所谓“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的表述与行事中略见一二。而许慎《说文解字》曰“夹，持也，从大，侠二人”，“侠者，俜也，从人，夹声”，作为字源学上的解释，似可互相参见、发明。当然，这种心理和方式也必然因其历史形成而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非公义性的偏狭。
再看《史记•游侠列传序》中“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執激也”数语，特别指明了战国养士之风于有汉一代侠风之盛的深刻影响及其演化。又如《史记•孟尝君列传赞》云“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关于这一层意思，班固、范晔也有共识，
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搤掔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汉书•游侠传序》）
及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或许溯源至四公子未必尽然，但四公子声名之大且影响之直接则毋庸置疑。
然而，战国养士之风究竟是建立在所谓“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汉书•游侠传序》）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的，故司马迁《游侠列传序》宣称“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且又别有用意地引出“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似于韩非“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之说为近。所以，在笔者看来司马迁于此恰恰是同样指明并批判了这样一种往往是基于现实的、物质的功利目的和手段，出于某一社会人群一己之私见的“游侠”、“任侠”的结交方式，其批判的矛头也就可能和韩非一致，都指向了“侠”的群体和“游侠”的活动方式对于国家法制乃至正常社会秩序的干扰、破坏，亦即司马迁自己所称的“其行不轨于正义”。如果说，春秋战国，群雄纷争，君王卿相与游士、游侠之风云际会，尚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看似可取；那么，随着统一帝国的建立与巩固，此类小集团、小团体的游侠活动则不足称道了。后世，班固力持醇儒等级、秩序之说而对游侠严加以指斥，用意正在于此。当时，游侠们以气相尚，一意孤行，为他人之所不敢为，按照其所特有的“义”的观念——“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展开其社会交往和活动，自行其是，自得其乐，构成一幅奇诡而壮阔的侠游图。
除此而外，韩非与此相关的表述尚有，
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谓之威强。（《韩非子•八奸》）
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礆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韩非子•六反》）
人臣肆意陈欲曰侠，人主肆意陈欲曰乱。（《韩非子•八说》）
“行剑攻杀”、“活贼匿奸”等违法乱纪行为竟得到了一般大众的充分肯定和认同，而肯定与认同的背后往往意味着仿效，班固所谓“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汉书•游侠传序》）者是也，有汉游侠之风特盛正与此有关。又所谓“人臣肆意陈欲曰侠”，在某种意义上，“侠”也许可理解为对某种基于“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的人格气质、行为方式的指称，率性而为，任情而动，一意孤行，淋漓尽致，大抵类此。就游侠现象而言，笔者以为这些材料不可等闲视之。
综上所述，在韩非处，“侠”一方面是对某一特殊社会群体——刺客、武士甚至其主使的的专称，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一群体人际交往方式乃至人格气质特征的概括，这一层似是后起之义。司马迁于《史记》相关传纪中对“侠”的界定和使用与以上例举韩非之语所接橥之义每相暗合、辐辏。如，
春申君入棘门，（李）园死士侠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
（张良）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尝杀人，从良匿。（《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
汝阴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季布匿其所。（《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
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家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
（汲）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
其例尚多，下文还有论及，兹不赘述。总之，这些相同、相通的表述应该可以视作是时人对游侠共识、对侠的定义与定性。
二、司马迁与郭解
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于戏，惜哉！
《史记•游侠列传》末，司马迁藉太史公之口，于自己亲眼所见之汉代大侠郭解的侠行及其惨遭灭族的不幸遭遇深有感慨，钦慕、悲悯之情溢于言表，至于所谓“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中间也许不无他意寄托。扬雄《法言•君子篇》云“乍出乍入，淮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秦观则进一步阐发此意，所谓“夫惟所爱不主于义，而主于奇，则迁不为无过，若以是非颇谬于圣人，曷为乎有取焉！”卓有见地。同样胸有奇气的司马迁竟视郭解、朱家、剧孟之布衣游侠为世间奇伟男子、俶傥非常之士，心甚爱惜之，故屡屡称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标榜“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至有“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序》），力为褒奖……
说到这里，与上文所谓司马迁批判游侠之意似龃龉不合。其实不然！笔者以为司马迁于此似乎也有寓贬于褒，“劝百”而“讽一”之意，即司马迁《自序》所表白的“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的深意。后世邱逢年《史记阐要•体例正变》中云“《游侠序》抑扬反覆，评断已尽，后复有论专及解（指郭解，引者注）者，以言侠者引侠为名而无其实，故因事生感而叹真侠之难觏，此一例而兼数例也。”李澍《史记立儒林游侠货殖三传论》中又云“故术无论纯驳，业无论高卑，有过人之才而能拔出于俦类之中者，皆足以有利于国家，在后世治天下者善用之耳。此史公立儒林游侠货殖三传之微意。”诚然！
《游侠列传序》行文跌宕跳脱，语南意北，反复错综，骤难觅得其针线之迹，然而并非没有慧眼之人，
《游侠列传序》分三等人，术取卿相，功名俱著，一也；季次、原宪，独行君子，二也；游侠，三也。于游侠中又分三等人，布衣闾巷之侠，一也；有土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三）
实获司马迁之心。
《游侠列传序》引韩非“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论，以为“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对以说媚上的当世学士多有不屑，又云“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于当世，当世亦笑之”，对此辈亦有不满。于是，独取“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之侠义心肠与举动，又谓“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两相比照，以突出游侠之“义”。
上引季次、原宪“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云云，下文又谓“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每每将其与穷居乡曲的儒家守道之士并提相较，是要布衣之侠在乡曲、闾巷能效仿季次、原宪，向道慕义，成一世之风、化一方之俗。希望游侠群体（或谓势力）既能有“逡逡退让有君子之风”，又能“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以功见言信”，矫个中游侠豪暴侵凌之失，移风而易俗；甚至又寄望于诸人能行权乡里，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民间自发力量，主持世俗社会的正义、公道，使世间更无不平之事，或可有补于世。而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又为其佼佼者，故特别予以表出，用以励人、喻世——“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自是（指郭解族灭一事，引者注）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退让有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司马迁对其反复加以勉励、劝戒，既以侠之末流卑微不足道，又于其侠“义”有所寄托。至于此事之行，并非不经，如《游侠列传》引郭解语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之权乎！”又引公孙弘议“郭解布衣以任侠行权”云云。后世“侠义”的界定与此处司马迁的提法很是相近，都以急人之难、“取予然诺”以及凭一己之心力主持社会公道为基本内容。而这里侠“武”的特征一定程度上已经弱化，正似《淮南子•说山训》中所谓“喜武非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医也，好马非驺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概而未得主名也”。
由此，所谓“于游侠中又分三等人”，司马迁序游侠显然是以布衣之侠为中心的，揭示“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藉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用以表明游侠风气之所由；提出“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用以揭示任侠举动之所戒。
此外，传中叙朱家、剧孟、郭解行事，虽往往有所取舍，多回护之辞，而避免直言其暴恶，但在着力渲染其急人之难、轻材好施之余，也作实录、逐个“暗揭其短”，如传朱家则云“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于其间良莠不齐、盗跖之流按而不发，见其“立气齐”、“结私交”（《史记》裴駰《集解》引荀悦语）、“同是非”的偏狭之“义”大概如此；传剧孟则云“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言其聚啸少年，斗鸡走狗、声色犬马，“恣欲自快”、任性而为；传郭解则云“其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然其自喜为侠益甚”，且直言其“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者甚众。以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益见郭解犹如此，其下又何以堪……于此等行事不无贬抑。
以上即所谓“劝百”而“讽一”，尽可能略游侠行事之种种具象，而特重其精神特质——将游侠“相与信”、“同是非”之“义”提纯、抽象进而张大、泛化，突出强调“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士穷窘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邪？”因此，后人知人而论世甚至以为司马迁愤于一己之遭遇而特重此“义”，故作游侠“发愤”之文，亦属见仁见智，不可看杀。
三、司马迁与班固
至于（司马迁）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赞》）
显然，班固站在封建一统的官方立场上，于司马迁之传游侠颇有微词，然其于《汉书》仍列《游侠传》，中间序、传也不无矛盾之辞，亡顾左右而言他，且黄老、游侠、货殖等传并提，似又致以深意……
《汉书•游侠传序》“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侍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矣”，“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视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何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云云，多少有点托大，其论愈迂腐，其态度亦愈强横，以至于认为“其（指游侠，引者注）罪已不容于诛矣”，“杀身亡宗，非不幸也”，则让人很不以为然。但是，因人废言似乎也有不妥，作为西汉一代的游侠活动及其衍化的官方记录，此序及正传仍有其价值。就《序》而言，大致可以读出，以时而论，则“周室既衰”、“桓文之后”，“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于是，“搤掔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杰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以人而论，则有四豪、虞卿、吴濞、淮南、魏其、武安、楼护、陈遵等卿相之侠；有朱家、田仲、剧孟、郭解、原涉等布衣之侠；有郡国地方豪杰之侠……西汉王莽以前游侠之势大致如此，适足与司马迁之纪传相形对照。再看司马迁的表述，除《史记•游侠列传》外，尚有，
吴蜀反时，窦太后从昆弟子窦婴，任侠自喜，将兵，以军功为魏其侯。（《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
《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
季布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尝杀人，亡之吴，从袁丝匿。长事袁丝，弟畜灌夫、籍福之属。（《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
灌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不欲加礼，必陵之。诸士在己之左，愈贫贱，尤益敬，与钧。稠人广众，荐宠下辈。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汲）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尝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
郑庄以任侠自喜，脱张羽于厄，声闻梁、楚之间。（《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
（宁成）好气，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滑贼任威。……致产数千金，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
……
对以上诸条加以分析，可以见出这些游侠、任侠者被从《游侠列传》中提出的原因大致由于其时代、身世的原因，如张良、季布、季心之活跃于秦汉之际、武夫勃兴之乱世，而有封侯之荣，汲黯、郑庄、宁成之得意于景帝、武帝之时，位列九卿，结交五侯。正如班固所概括的“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非朱家、剧孟、郭解布衣之侠多隐没无闻者可比，司马迁或已见出侠风之变甚至其走向。游侠竟为一时风气，司马迁虽特为布衣游侠专门列传，有钦羡，有寄托，而不及于此，但对于当时炽烈侠风则不能熟视，故随时点出，以见一时气候。而诸人之所以为侠也不过在所谓“活贼匿奸”、“任侠交通”、“任气节”几条，侠的标准大概即是如此，但有其上乘、末流之别而已。
至于有汉侠风之盛的原因，司马迁止附于战国四豪，而未加深究，班固则进一步以为“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视其为汉初特殊政治的促成与培育。汉初，不仅“马上得天下”，且政尚黄老，律法三章而已，上下不知自禁，以至于此，或有道理，如汉初刘邦、张良、樊哙、张耳、陈余、魏豹、彭越、黥布诸人也大多有游侠或近似游侠的背景、经历。而“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杰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则游侠因“以武犯禁”甚至为虎作伥、犯上作乱为君上所重视，而遭到打击之后，依然故我，如郭解“其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然其自喜为侠益甚”，以至班固有“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之叹，似乎也就不仅仅是“禁网疏阔”之故了。再看，
其（指“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即求富之人，引者注）在闾里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据顱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去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史记•货殖列传》）
这里，司马迁虽没有将游侠一概视作“奸富”之人，但游侠中间如此行事者当不在少数，如布衣之侠郭解“以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酷吏之侠宁成“致产数千金，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可谓形神兼具。任侠与“奸富”正可以互相发明，或许时人即如班固所谓“崇势利而羞贫贱”。清末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将中国古代划为四期,自春秋至两汉谓之“驳杂时代”，以为“民情尚诈伪，行奸险，尊重势利，不讲道德，未若成周以前上之浑朴。虽汉末名节之盛不能掩也”，并特立“义侠”、“任侠刺客”二节，不无道理。司马迁揭示汉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时代风气，本无意褒贬，又细细列出各地民风，中间亦多与侠风相关者，
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史记•货殖列传》）
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同上）
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同上）
夫燕亦勃碣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同上）
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同上）
颍川、南阳，夏民之居也。……秦世末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同上）
……
不一而足。溥天之下，民风如此，其对游侠和游侠风气的接受与认同，可谓良有以也，多半因为当时民风朴直，尊崇势力，使气尚武，不入乎道德。再看，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子曰：“上德不失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循，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史记•酷吏列传序》）
以为酷吏之治亦有可取，细玩其意，与其对游侠问题的认识不无联系，亦当合而读之。
综上所述，班固不满于司马迁之传游侠，而将其与黄老、货殖之言一概而论，似不能窥见司马迁之阃奥，于前汉世风甚有隔膜，却也私心误会，启发后人。司马迁则竟以三者以及酷吏互相发明，以见当时风气，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是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仅以司马迁之《游侠列传》为中心来讨论汉代游侠之风已嫌不够完整、细致，加以笔者学识有限，这里只能是挂一而漏万，权且作如是观。
最后，自班固发“至于（司马迁）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之论以后，论者关心此问题的并无许多，仅汉末王允有所谓“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列传》载王允语），隐隐关乎此节，又北宋苏轼云“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东坡志林》卷四），似乎于此也不甚留意，几乎一直到出乎苏门的秦观，知人而论世，对司马迁序游侠之深意或有所发明和补充。而是论一出，则似振聋而发聩，其后，论者再有涉及亦多取此意，而谓之“发愤之作”。故不惮其烦，录秦观之论于下，作为本文结尾，一以备司马迁序游侠之意的探求，一以明《史记》“发愤”之说的由来。当然，司马迁《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又当为秦观是论之所据，兹不赘述。其论略曰：
方汉武用法深刻，急于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辄下吏就诛。有罪当刑，得以货自赎，因而补官者有焉。于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为事，而天下窃资殖货为风，迁之遭李陵祸也，家贫无财贿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以陷腐刑，其愤懑不平之气，无所发泄，乃一切寓之于书。故其序游侠也，称昔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放牛，仲尼厄于陈、蔡，盖迁自况也。又曰士穷窘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盖言当世号为修行仁义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于人之难，曾匹夫之不若也。（《淮海集》卷二十《司马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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